格雷弗·弗 弗·博布罗夫
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西方某些“著名”学者出版的斯大林的传记，引用了不少关于斯大林的伪造文件，“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就是其中的一篇。美国学者格雷弗·弗和俄罗斯学者弗·博布罗夫合作撰写的《“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又一反斯大林的伪造文件》以大量有力证据证明，所谓从斯大林抽屉中发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等三份文件纯属臆造。（文中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 斯大林书桌中发现的“重要信件”
最近几年出版的斯大林传记，越来越像是根据同一模板批量生产的新模压产品。不久前出版的罗伯特·瑟维斯—英国科学院院士和牛津圣安东尼学院教授的长篇巨著就是一例。在其760页的巨册最后部分的一个地方，读者有幸亲自拜读以下段落：
“斯大林近郊别墅的书桌，保存着令人激动不已的秘密。那里面有3份文件，它们藏在抽屉的报纸之下。其中一份是铁托的一封便函：‘斯大林:请停止暗中往我这里派遣杀手。我们已经抓到5人，其中一人携带炸弹，另一人携带步枪……如果您不停止派遣杀手，那么我也往莫斯科派一个杀手，而且，我无须再派第二人。’
一个暴徒给另一个暴徒写信。还没有任何人敢于这样与斯大林作对；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精心保存了这封便函。他还保存了布哈林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柯巴，你为什么需要置我于死地？’斯大林是否渴望在阅读该信时获得快感？（无法相信，他还保留着某种畸变的对布哈林的留恋之情）。另一文件是列宁于1922年3月5日口授的一封信，该信要求斯大林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因为斯大林辱骂了她。该信是列宁的最后一封信，所以特别让他痛苦不堪。如果这封信没有使斯大林的内心深处如此痛苦，他是不会把它放在抽屉中的。
所有这三封信，党的领袖们都守口如瓶。”1
最后一句话暴露了年高望众的英国历史学家是何等粗心大意。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2上所作的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已经全文引证了列宁于1923年(而不是瑟维斯所说的1922年)3月5日致斯大林的信。
在西蒙·蒙特菲奥里撰写的另一部斯大林传中，也有内容相似的段落，但补充了某些细节：
“听说，在书桌里的报纸之下，发现了5封重要信件。赫鲁晓夫将此事告诉了А.В.斯涅戈夫。斯涅戈夫只记住了其中的3封并向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做了讲述。第一封信是列宁于1923年写的。伊里奇要求斯大林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因为斯大林对她讲了粗话。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布哈林表达其最后的求助哀求：‘柯巴，你为什么需要置我于死地？’第三封信是铁托于1950年写的。据说信中写道：‘请停止暗中往我这里派遣杀手......如果不停止，我要向莫斯科派自己的人。无需再派任何人’。（此处和以下部分粗体字均为作者所标）”3
两位传记作者所引用的资料均源于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兄弟的历史研究文章汇编—《鲜为人知的斯大林》。因此，唯一的办法是查看该书第14章。我们从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该章关于“杀害布哈林”的概述中读到：
“А.Б.斯涅戈夫查阅了布哈林最后日子的文件，他证实，在面临马上处决之前，他请求给他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以便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这一愿望得到了满足。这封短信开始的一句话是‘柯巴，为什么你需要置我于死地？’布哈林的这一临死前的便函，斯大林保存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直到去世。” 4
但在同一汇编中发表的麦德维杰夫兄弟二人共同撰写的纪实文章，关于文件来源的叙述却有所不同：
“1955年，在打掉了建立斯大林博物馆的意见后，赫鲁晓夫决定将孔雀湾（中国人对“Кунцево”的习惯叫法—译者）别墅转归苏共中央所有，并在这里建立创作之家，即建立一座独立的官邸，以便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能单独在这里为政治局准备各种报告和分析材料。为此，开始更换家具。斯大林本人的大部分家具搬进在战争开始和战争中作为防空洞的宽敞的地下房间。我们认识的赫鲁晓夫前助理А.Б.斯涅戈夫告诉我们，在搬移斯大林原办公室的书桌时，在斯大林放报纸的抽屉底下，偶尔发现了写给斯大林的5封信。斯涅戈夫记得其中的3封。其中一封是1923年3月5日列宁口授的。在该信中，列宁要求斯大林为他粗暴地对待Н.К.克鲁普斯卡娅而道歉。很快，在1956年2月末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时，该信作为‘新文件’进行了宣读。第二封信是布哈林在处决马上执行之前写给斯大林的。该信结尾的话是：‘柯巴，为什么你需要置我于死地？’偶尔发现的第三封信写于1950年。该信很短：‘斯大林：请停止往我这里派杀手。我们已经逮捕了5人，一人携炸弹，另一人携步枪......如果您不停止派遣杀手，那么我要向莫斯科派一个人，而且，我不会再派第二人’。”5
甚至，只要粗略了解一下整个“故事”，就足以清楚，两个麦德维杰夫的证据并不一致。其中之一称：“短信开始的话是：‘柯巴......’”。而根据第二个说法，同样的话却是在“结束”时说的。根据信的一个版本，写信人对斯大林请求用的是现在时，如通常那样；但根据另一个版本，在写自己时，不知为什么，用的是过去时：“柯巴，你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倒像是布哈林从阴间发出的一封信！
两个版本对斯涅戈夫关于得知信件的情况解释也不大相同。根据第一个版本，斯涅戈夫“查阅了布哈林最后日子的文件”，这意味着，他只看了与布哈林本人，而不是与其他人相关的文件。
而根据第二个版本，斯涅戈夫或参与了搬移斯大林的书桌，并在当时看到了信件；或他在晚些时候，即信件转交给赫鲁晓夫之后看到了它们；或关于布哈林信件的某些东西只是听赫鲁晓夫所说。而麦德维杰夫兄弟在任何地方都不敢断言，斯涅戈夫亲眼看到了布哈林文件，其中包括“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
两个版本的共同点是，推测斯涅戈夫对该事件有某种程度的参与。而在同一本书中（！），其余的原则上重要的细节的不一致之处，俯拾即是。信不信由你，最最显而易见的不可思议的事是：兄弟二人没有读对方的作品！
二 “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过去和现在
如果看看，恰恰是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过去的著作中写过“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将是有益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其《历史的审判》一书第一版中，这些信件，包括布哈林的信，完全没有提及，6似乎它们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而在苏联-俄罗斯境外不同年代出版的他的布哈林传（1980年）中，是这样写的：
“至于布哈林，他的表现是有尊严的。为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他请求给他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这一愿望得到了满足。信的开始是这样写的：‘柯巴，为什么你需要置我于死地？’这封信，与由于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辱骂列宁写给他的愤怒的信件及其他类似文件，斯大林一生都保存在其书桌的一个抽屉里。”7
麦德韦杰夫转述的这一说法，没有作任何引证。经过修改和扩容，后来成为经典反斯大林主义的麦德维杰夫的《历史的审判》一书的最新版本，关于我们感兴趣的依据也没有引证，该书是这样写的：
“布哈林表现冷静。但他请求给他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以便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请求得到了满足。短信的开始是这么写的：‘柯巴，为什么你需要置我于死地？’该信和另一封因粗暴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所写的措辞强烈的便函，斯大林一生都放在其书桌的一个抽屉中。”8
在其厚厚的书中，麦德维杰夫感谢斯涅戈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此后，作为反斯大林“事实”的资料来源，麦德维杰夫9次引用了斯涅戈夫的话，但关于后者对“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的讲述，却没有只言片语。9
但关于罗伊·麦德维杰夫如何有幸得知“斯大林书桌中”的信件，其中还发现了“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最详细的叙述，还是在《鲜为人知的斯大林》汇编一书中，只不过是另一种描述：
“因在乌克兰的工作关系，斯涅戈夫早在20年代就是赫鲁晓夫的朋友......斯涅戈夫也因1930-1931年在外高加索边疆区的工作关系与贝利亚认识。1937年斯涅戈夫被捕，但活了下来。根据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提议，他于1953年夏被释放并成为“贝利亚案”的证人。1954年赫鲁晓夫任命斯涅戈夫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政治局副局长，稍晚些时候，让他参与准备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上世纪60年代，斯涅戈夫退休并乐意向自己信任的人介绍对往事的回忆。1967年在患心肌梗塞之后，他请罗伊·麦德维杰夫带上磁带录音机到他那里。在三天之中作了大量录音，斯涅戈夫允许在他去世后公布这些录音。”10
这里，部分涉及斯涅戈夫的材料，完全不正确。比如，认为似乎斯涅戈夫是“1953年夏被释放的”。但从今天接触的文件可以得出结论，1954年3月之前他一直被关押。11而“赫鲁晓夫的前助理A.B.斯涅戈夫”12，实际上从来不是赫鲁晓夫的助理。
不排除，罗伊·麦德维杰夫确实如他所写的那样，曾与斯涅戈夫座谈。而如果是这样，那么，座谈似乎并没有录制在录音机上，如果有录音，为什么麦德维杰夫不能再读一遍音频记录稿，或听听录音磁带，因为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即确信：同样的一些信件，麦德维杰夫在不同年份引用时，却是不一样的。
三 对证据的检查
以下确实是我们想知道的，即斯涅戈夫关于从斯大林书桌中找到信件的讲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些文件是否在某个时间存在过？我们用什么可以确认或驳斥斯涅戈夫所讲的故事？
（一） 列宁致斯大林的信
在麦德维杰夫所提及的所有信件中，仅对唯一的一封信件，即列宁致斯大林的信进行了查核。信件的日期正确：1923年3月5日。苏联党的半官方杂志《苏共中央消息》刊登的文件对此予以确认。13
那里指出了文件保存的一些特点：
“В.И.列宁的信和И.В.斯大林的回信保存在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公文信封中，信封注明：‘В.И.23年3月5日的信（2份）和В.И.列宁没有读过的斯大林同志的回信。孤本’。И.В.斯大林回信的日期为3月7日，即在М.А.沃洛季切娃向他转交了В.И.列宁的信后立即写的。”
在列宁信件的文本后，载明了档案文件的要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文件库2，清单1，案卷26004；秘书记录，打印文本；В.И.列宁全集，54卷，329-330页”。
换句话说，列宁的信和和斯大林回函的原件，1989年存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此外，信件放在人民委员会公文信封中，而人民委员会于1946年3月15日，即斯大林去世前很久，更名为部长会议。这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列宁1923年3月5日致斯大林的信及列宁没有读过的斯大林的回函从一开始就放在公文信封里。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斯大林把信放在自己的书桌中，或其他什么地方。
如果列宁的信件一开始就放在斯大林书桌的“一个抽屉”里，而后又转移至档案馆，那么，毫无疑问，其他两封信也应放档案馆保存。但直到1980年麦德维杰夫的书问世之时，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些文件14。如果知道，那么反共人士、赫鲁晓夫或戈尔巴乔夫之类的活动家及支持他们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肯定会不会放过这类文件。
令人感兴趣的是，1988年在为布哈林恢复名誉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委员会为自己提出一项任务，查清所有此前不知道的与布哈林活动有关的信件和文件。这里所说的也包括他致斯大林的写有“柯巴，为什么你需要置我于死地？”一句话的那封信。如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所指出的，调查材料中没有这封信。15
其实，麦德维杰夫本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存在什么副本之事。自然，没有理由认为，什么时候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文件。
由于关于列宁1923年3月5日信件是“斯涅戈夫”所述证言唯一经过了独立查核，而又证明是假造的，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他所说的其他文件，当然包括“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同样是谎言。
（二） 铁托致斯大林信中的7个恐怖分子和5个杀手
麦德维杰夫《历史的审判》（1990年）一书的修改版中，可以读到铁托信件的以下版本：
“斯大林去世后，在他的书桌中，除了其他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铁托的短信。铁托写道：‘斯大林同志，请停止向南斯拉夫派遣对我进行谋杀的恐怖分子。我们已经抓了7个人......如果不停止，我也要向莫斯科派一个人，而且无需派第二人’。”16
有意思的是，上述内容与《鲜为人知的斯大林》汇编中的相关段落不一致： 《历史的审判》（1990和2002年） 《鲜为人知的斯大林》（2004年，84-85页） “斯大林同志...”
“请停止...”
“我们已经抓了7个人...” “斯大林”
“请制止...”
“我们已经抓了5个人...”
同一个信件的文本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谈得上存在着该“信件”的原件。所有诸如此类的历史证据通常都是假造的，虽然具体到麦德维杰夫的情况，多半他没有再次听听以前他与斯涅戈夫座谈的录音。不过，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的著作通常不以严谨著称，对自己使用的依据，常不引用资料来源。17
所以，自然而然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斯涅戈夫-麦德维杰夫关于“斯大林书桌里的信件”的无稽之谈只是一个谎言。我们还可以说，麦德维杰夫直到1990年才第一次讲到铁托写给斯大林的信。我们未能在任何一部关于铁托的学术著作中找到对该信件的引证。很清楚，任何一位学者都不认为关于该信件的消息可靠和可以引用。
上世纪90年代，爱德华·拉津斯基和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也写了关于斯大林的长篇传记。两位作者利用了此前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材料。显然，沃尔科戈诺夫实际上能够接触所有希望得到的和能够找到的材料。但他们中谁也没有引用“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和关于铁托进行威胁的函件。很难想象，沃尔科戈诺夫和拉津斯基不知道麦德维杰夫的相关著作。不过，两人都决定理智地绕开上述信件。
四 结论
所搜集的证据让我们做出结论：斯涅戈夫-麦德维杰夫关于“斯大林书桌中的信件”之说，纯属臆造。即使突然查明，麦德维杰夫的确有与斯涅戈夫座谈的录音带，那里有关于这一情况的讲述，也不会对这一结论产生任何影响。即使出现对麦德维杰夫最好的情况，他依然要为他在解读斯涅戈夫的故事时所采取的对于一个学者不能容许的轻率态度受到应有的责备。无稽之谈终究是无稽之谈。“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同存铁托写给斯大林的威胁信一样，都是虚构的。
客观地讲，即使“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是真的，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信中没有一句关于布哈林有罪还是无罪的话，而他完全不可能产生对指控进行驳斥的想法，因为他的绝望之感已经无以复加。
我们所知道的最后的信件中，有两封是请求赦免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年轻妻子安娜·拉琳娜的，布哈林甚至没有想要否认自己的罪行（而他却完全证实了要求对犯罪宽恕）。18所有三封信都证明，在被处决前几个小时，布哈林心存一线希望：可以保全他的生命，他有可能在关押或流放期间继续从事文化和智力方面的工作。而“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假若是真的，那么流露的也是相反的情绪：由于面临绝境、生活计划和最后希望的破灭而产生的极大的内心痛苦。
其余要说的是，反共历史学家利用这一文件绝不是为了客观地说明问题，而是要利用它展现布哈林无罪的证据。他们想让读者相信，一个“好的”布哈林被“坏的”斯大林捏造指控和蓄意诽谤。但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可以接触到的原苏联档案中的文件证据所证明的恰恰相反。档案材料证实，布哈林对其表示悔过的供词，即他是有罪的，19至少重复了两次，或多得多的次数。
只要谈及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加工”关于“斯大林书桌中的信件”的无稽之谈，“令人尊敬的”反共历史学家在学术方面的不正派行为，立即暴露无遗。瑟维斯、蒙特费奥尔和与他们类似的人有能力分辨，能够明白，而且可能已经提前知道，整个关于“死前信件”之说是赤裸裸的“伪造品”。我们想提请注意，历史学家对社会也有某些责任：他们的责任是，向公众通报历史证据的可靠性。
当然，有关“布哈林临死之前的一封信”和“铁托致斯大林的便函”造假的事实，并非了不起的事件。但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是，出现了大规模造假的征兆：对苏联历史造假，对二十世纪布尔什维克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妖魔化。
（马维先译）
1 Robert Service,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2005. P.592.
2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подробно разбираются в: Г.Ферр.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ая подлость. — М.: Алгоритм, 2007.
3 Симон Себаг Монтефиоре. Сталин: двор Красного монарха.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5. Прим. на с. 678.
4 Жорес Медведев и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талин. — М.: АСТ;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2004. С.392–393.
5 Ж. и Р. Медведевы.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талин. С.84–85.
6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Y: Knopf, 1971). В Предисловии (p.xxxiii) автор благодарит Снегова и других старых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а затем ещё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Снегова как на источник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их «фактов». Однако среди всех этих случаев история с «письмами в столе Сталина» не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В той же книге Медведев пишет: «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Снегова, Ежов был расстрелян летом 1940 года» Но,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Ежов был казнён 6 февраля 1940 года (см.: Алексей Павлюков. Ежов. Биография. — М.: Захаров, 2007, с. 537). Т.е. Снегов и здесь не прав. Почему мы должны слепо верить ему в другом месте?
Медведев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письмо Ленина к Сталину от 5 марта 1923 года, но цитирует его по Пол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сочинений (ПСС) В.И.Ленина, т.54, с. 329–330, т. е. вновь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стории про «письма в столе Сталина».
Медведев датирует свою книгу так: «август 1962 — август 1968 годов».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Снегов беседовал с Медведевым после 1968 года, т. е. позже самой поздней из всех указанных дат, но, что опять-таки несомненно, в указанное время Снегов не успел ещё рассказать Медведеву о «письмах в столе Сталина»! Но почему?!
7 Roy A. Medvedev. Bukharin. The Last Years. /Tr. A.D. P. Briggs (Norton, 1980). P.161. 8 Медведев Р.А. О Сталине и сталинизме. — М.: Прогресс, 1990, с. 337–338. Ж.А.Медведев, Р.А.Медведе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4-х тт. Т.1.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О Сталине и сталинизме. — М.: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2002. С.273.
9 Ни «предсмертное письмо Бухарина», ни история о документах, якобы найденных в сталинском столе не упоминаются и в статье Роя Медведева о 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Сталина в «Вестнике РАН», 2001, № 3 [http://russcience.euro.ru/biblio/med01vr.htm].
10 Ж. и Р.Медведевы.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талин. С.114.
11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Февраль 1956 — начало 80-х годов. — М.: МФД, 2003. С.524. 12 Ж. и Р.Медведевы.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талин. С.84.
13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12, с. 192–193. Впервые документ был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годы хрущё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 и вошёл в т.54 ПСС В.И.Ленина.
14Никто кроме, разумеется, Снегова. Но снегов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 и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здесь сомнению.
15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В 3-х томах. Т.3. 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одов — 1991. — М.: МФД, 2004. С.41.
16 Ж.А.Медведев, Р.А.Медведе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4-х тт. Т.1. С.599.
17Дж.А.Гетти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ошибки аргументац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Медведевы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 в первом (английском) издании медведевского сочинения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см.: J. Arch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1938.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P.211–220).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эсс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е в книге Гетти, не утеряло значения как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азбор порочных методов, которыми всё ещё изобилую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руды, посвящённые советскому прошлому.
По словам Гетти, в книге Медведева Сталин предстаёт как параноик, психически больно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одно время был осведомителем царской полиции. По Медведеву, Сталин занимал неправильную позицию по апрельским тезисам Ленина в 1917 году, по вопросу во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период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и политик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х годах, по НЭПу; он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оценивал положение в стране в 1929 году и состояние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1930-х годах, ошибался в вопросах стратегии 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Медведев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как, стоя на вершине власти, такой недотёпа правил огромной страной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n.31 p.268).
18 Копии прошений о помиловании Бухарина хранятся в «Архиве Волкогонова»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архиве США и, возможно, есть в некоторых других архивах. Текст обоих прошений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Известия. 1992, 2 сентября, с. 3. По эт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оно цитируется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авторами, например, Роговиным в его книге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М., 1997) [http://web.mit.edu/fjk/Public/Rogovin/volume5/viii.html#ftn_10]. Последнее письмо Бухарина же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Родина. 1992, 8–9, с. 68;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Анны Лариной: там же, с. 69; Известия. 1992, 13 октября.
19 Виновен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в том, в чём сам признался, хотя совсем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что Бухарину следует вменять в вину все те обв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на процессе ему предъявлялис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обвинителем. Помимо признаний Бухарина на суде (а те, напомним, подтверждены им в прошении о помилован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его первых показаний от 2 июня 1937 года. См.: Г.Ферр, В.Бобров. «Первые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е показания Н.И.Бухарина на Лубянке». // Клио. 2007, 1, с. 38–52. Кроме того существуют или,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ещё три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допросов с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ми показаниями Бухарина. Одна из них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в «Справке комиссии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Февраль 1956 начало 80-х годов, с.697; две другие в речи Вышинского на процессе 1938 года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trotsky/trotlsud.htm].
（该文发表于2009年，在俄《现实的历史》杂志等网站均可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