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民主改革 (长版本)
格罗弗•福尔 (Grover Furr)
引言
本文概述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从19世纪30年代到去世前对苏联政府所进行的民主化尝试。
这个故事在俄罗斯家喻户晓，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普遍的尊敬甚至景仰。提出“民主主义者斯大林”范本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尤里•朱可夫（Yuri Zhukov）是与科学院密切关联的重要人物。尽管其著作并非本文的唯一来源，却是本文最重要的单个来源。其著作广为阅读。
然而，这个故事及其相关事实在俄罗斯之外几乎不为人所知。由于冷战时期的“小人斯大林”论调左右着出版界，本文引述的著作迄今仍然鲜为人知。因此，本文使用的大量第二手资料以及所有第一手资料仅有俄文版。1
这一说法以及本文将会令很多人惊讶，有些人还会感到愤怒。事实上，正是我要报告的研究结果带给本人的惊奇促使我撰写了本文。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怀疑冷战版本的苏联历史存在严重错误。尽管如此，那些曾经作为事实教给我的谬误的程度仍然使我始料未及。
本文并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关于苏联历史的新的事实和诠释。相反，本文试图以关于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本人的苏联档案为基础为非俄文读者带来新的研究结果。本文所讨论的事实既与各种苏联历史范本相一致又有助于反驳很多其他诠释。由于“冷战”时代对苏联“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宣传，有些人的政治和历史观点建立在这些错误和意识形态驱动的概念之上。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研究结果将全然不能接受，甚至匪夷所思。2
赫鲁晓夫派将斯大林解释为权欲熏心的独裁者和列宁遗志的背叛者，这是为了满足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权贵阶层（nomenklatura）的需求。但是这种解释与源自冷战的关于斯大林的权威论述表现出密切的相似之处，并且有着很多共同的假定。这正好符合资本主义精英的愿望，因为他们希望证明，共产主义斗争或者事实上任何为工人阶级权力所做的斗争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恐怖。
这也符合托派的需要，因为在托派看来，“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只可能败在被认为违背了革命为之奋斗的所有原则的独裁者手中。赫鲁晓夫派、冷战反共势力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历史采取了相似的范式，这是因为他们对斯大林及其领导和当时的苏联都有实质性的妖魔化需求。
本文所述关于斯大林的观点与一些在其他方面与本文相矛盾的历史范式一致。根据反修正主义者和后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对苏联历史的解释，斯大林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瑕疵，却仍然具有开创性和正确性，并且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同时，很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尽管不认可斯大林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成就，却尊崇斯大林为确立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和军事强国的最功不可没的人物。对于两者，斯大林都是一个根本性人物，尽管根本性的体现方式十分不同。
本文并不试图为斯大林“平反”。我同意尤里•朱可夫的以下论述：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反对为斯大林平反，因为总体而言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平反。对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不应该平反——但是我们必须揭露真相，说出真相。然而，自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你所听到的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全都是自身参与、促成或者没有能够反对镇压的那些人。（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21日）
我也不希望提出，如果斯大林遂其心愿，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重重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期，斯大林领导群体不仅关注推动国家管理中的民主，而且力图促进党内民主。这个重要的相关课题需要单独研究，本文不拟集中探讨。无论如何理解“民主”这个概念，它在由志愿成员组成的民主集中制政党语境中的含义与它在由公民组成且不能预先假定任何政治协议基础的大国中的含义都必然有所不同。3
本文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但是本文最看重的是有机会接触未出版或最近出版的苏联档案文件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许多苏联文件只有享有特权的学者才有权接触。很多其他的文件仍然完全与世隔绝并“列为机密”，包括许多斯大林的个人档案、1936—1938年莫斯科审判的预审和调查材料、军事肃反或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的相关调查材料等等。
尤里•朱可夫对档案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随着改革的开始，人们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公开性”……先前对研究人员关闭的克里姆林宫档案馆被清算。其馆藏资料开始搬迁【到各种公共档案馆——格罗弗•福尔】。该过程虽然开始，却没有完成。1996年，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或解释的情况下，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资料再次被列为机密，藏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很快，此次秘密行动的原因变得明朗；它让两个老掉牙的谬见之一得以再现。（6）
朱可夫所谓的两个谬见指的是“小人斯大林”和“伟大领袖斯大林”。这两个谬见中只有第一个谬见为西方和反共产主义史学读者所熟悉。但是两大学派在俄罗斯和独联体中都是得到很好的体现。
本文的很多内容基于朱可夫自己的著作——《一个不同的斯大林》（Inoy Stalin）。该著作与两个谬见均不相同，它是依据最近解密的档案文件写作的，因而更接近事实。其封面显示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与之相对的是同一张照片的底片，即其反面。朱可夫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第二手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引用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或最近才解密和公开的档案文件。他所描绘的从1934年到1938年的政治局政治十分“不同”于与他拒绝接受的两个“谬见”相一致的任何说法。
朱可夫这样结束他的引言：
我的研究结果并非盖棺论定或者无可辩驳。我只是试图做到一点：避免两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两个神话；试图重构过去。这段过去曾经众所周知，现在却被刻意遗忘，故意不再提及，被众人忽略。
像朱可夫一样，本文也试图避开两个谬见。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结论都必须保持试探性。我试图审慎地使用所有资料，无论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为了避免打断行文，我将源参考资料置于每段的结尾。只有当我觉得有必要使用较长的更具解释性的注释时，我才采用传统的编号脚注。
本文所总结的研究结果对于希望对历史（包括苏联历史）进行阶级分析的我们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苏联斯大林时期最优秀的美国研究者之一约翰·阿奇•盖蒂（J. Arch Getty）把冷战期间所做的历史研究称为“宣传产物”——对于这些“研究”，批评或试图逐一纠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必须从头来过。4我同意盖蒂的看法，但是我想补充一点：这种具有倾向性和充满政治色彩的不实“研究”至今仍在产生。
冷战——赫鲁晓夫范式一直是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盛行看法。在此报告的研究结果可能促使我们“扫清道路”和“从头来过”。最终显现的真相还将对认识世界以改变世界和建立具有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无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产生重大的意义。
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还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列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新宪法
1936年12月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维埃宪法草案。该宪法呼吁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朱可夫，Inoy，第307—309页）
候选人不仅可以从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5）产生，而且可以根据居住地、归属关系（如宗教团体）或工作单位从其他公民团体中产生。最后这项规定从来没有付诸实施。差额选举从来没有举行。
在约瑟夫•斯大林的明确坚持下，该宪法加入了民主内容。为了保留这些规定，斯大林和他在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中的铁杆支持者一道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盖蒂，State）他们只有在遭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完全拒绝时才会屈服。当时一场严重的阴谋被揭露，从而引起了恐慌，因为有人与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
1935年1月，政治局指派阿韦尔•叶努基泽（Avel Yenukidze）6为新宪法拟定内容。几个月后，阿韦尔•叶努基泽提出了公开等额选举。1935年1月25日，斯大林几乎立即表示不同意叶努基泽的提案，坚持无记名选举。（朱可夫，Inoy，第116—121页）
在1936年3月接受美国报业巨头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采访时，斯大林以激烈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叶努基泽的不满。斯大林宣布，苏联宪法将保证所有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农民的投票与工人的投票具有同等效力；7和西方一样，选举将以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位（如在沙皇时代）或工作地点为基础；所有苏维埃成员由公民自己直接选举产生而非由代表间接选举产生。（斯大林，霍华德专访；朱可夫，Repressii，第5—6页）
斯大林：今年年底我们有望采用新宪法。被指派起草宪法的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并且很快就会完成任务。我们已经宣布，根据新宪法，选举权将是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斯大林——霍华德专访，第13页）
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宣布所有选举将采取差额选举。
你对只有一个政党将会参加选举这个事实感到困惑。你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差额选举。显然，不仅共产党将会提出候选人，而且各种公共非党组织也会提出候选人。这样的组织数以百计。我们没有竞争政党，也没有资产阶级与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竞争。我们的社会只包括城乡自由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每个阶层都可能有其特殊利益，并通过现有的众多公共团体表达出来。（第13—14页）
不同的公民组织将能够提出候选人与共产党的候选人竞选。斯大林告诉霍华德，除了他们希望投票支持的候选人之外，公民将划掉所有其他候选人的名字。
他还强调了差额选举对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
你认为不会有差额选举。但是会有的，而且我能预见到非常热闹的竞选活动。在我们国家有不少机构工作效率低下。这样或那样的地方政府机构常常不能满足城乡劳动者多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你有没有建设好的学校？你有没有改善住房条件？你是不是官僚？你有没有帮助使我们的劳动更有效，使我们的生活更文明？根据这些标准，数百万选民将衡量候选人是否称职、拒绝不称职的候选人、从候选人名单中抹去他们的名字、提拔和提名最佳候选人。是的，围绕许多尖锐的问题将会开展热闹的竞选活动，主要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人民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的新选举制度将会加强所有机构和组织，迫使它们改进工作。在苏联，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选举权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策工作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在我看来，我们新的苏维埃宪法将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第15页）
由此开始，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政治局同僚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在党的领导群体的所有讨论中为无记名差额选举大声疾呼。（朱可夫，Inoy，第207—210页；斯大林，霍华德专访）
斯大林还坚持认为，很多苏维埃公民被剥夺的公民权应予恢复。这些人包括先前剥削阶级的成员，如从前的地主、在1918年至1921年内战期间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谓“白党分子”以及那些被判定犯有某些罪行的人员（和在美国一样）。在被剥夺权利者（lishentsy）中，最重要而且可能数量最多的两个群体是：“富农”，即几年前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以及违犯1932年“三耳法”（law of three ears）8的人员，即盗窃国家财产（通常是粮食）者。（朱可夫，Inoy，第187页）因为饥饿而盗窃粮食者被明确免于该法律的追究。
除非斯大林领导群体希望变革苏维埃联盟施政方式，否则这些选举改革将是不必要的。他们希望共产党不要直接管理苏维埃联盟。
在俄国革命以及随后的关键年份，苏联从地方到国家层面均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委员会”）依法管理，其中最高苏维埃为国家立法机构，人民委员会理事会（=苏维埃）为执行机构，人民委员会理事会主席为国家首脑。但是实际上，在各个层级中，这些官员的选择一直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虽然进行了选举，但是由党的领导人直接提名也很常见，即所谓“补选”（cooptation）。即使选举也受到党的控制，因为除非党的领导人同意，没有人能够竞选。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这是有道理的。在革命和革命后的苏联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形式。新经济政策（NEP）9需要以往和当前剥削者的劳动和技能。但是，这些劳动和技能必须仅用于为工人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服务。他们不允许超出一定限度重建资本主义关系，也不能重新获得政权。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部分党员是工人，工人在党内占了很高的比例。大规模发展党员和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快速工业化和个体农庄很大程度上被强行集体化为集体农庄（kolkhoz）或苏维埃农庄（sovkhoz）等社会剧变的同时。布尔什维克领导群体对其政党认真进行了“无产阶级化”尝试，结果也很成功。（里格比，第167—168页；第184页；第199页）
斯大林和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为希望民主化苏维埃联盟给出了很多理由。这些理由反映了斯大林领导群体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达到新的阶段。
多数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随着个体农户逐月减少，斯大林领导群体相信，农民客观上已不再构成独立的社会经济阶级。农民与工人的共同之处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斯大林认为，随着苏维埃工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人阶级通过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无产阶级”一词已不再准确。斯大林主张，“无产阶级”指的是处在资本家剥削之下或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作的工人阶级，如他们曾经存在于苏维埃联盟的前十几年，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下。但是随着资本家直接剥削工人获利的生产关系被废除，工人阶级不应该继续被称为“无产阶级”。
根据这种观点，劳动剥削者不复存在。现在通过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自身利益管理国家的工人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这些新的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朱可夫，Inoy，第231页；第292页；斯大林，草案，第800—801页）。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斯大林领导群体也很关心党在社会主义新的阶段的作用。早在1934年1月第17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斯大林本人就开始对“官僚主义”展开了有力的斗争。10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人把新的选举制度称为“反对官僚化的武器”。
党的领导人通过决定苏维埃人选并对政府各部的行动行使各种形式的监督或审查以控制政府。莫洛托夫在1935年2月6日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无记名选举“将猛烈打击官僚主义分子，使他们受到有效的震动。”叶努基泽的报告没有建议，甚至没有提及，无记名选举和扩大公民权。（斯大林，第17次党代会报告；朱可夫，Inoy，第124页）
政府部长及其工作人员如果要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了解他们负责的事务。这意味着针对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展教育，通常是技术教育。但是，党的领导人的职业发展往往单凭党内地位的提升。这种提升不需要技术专长，而需要政治标准。这些党的官员虽然行使控制权，但是他们自身往往缺乏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在理论上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斯大林，霍华德专访；朱可夫，Inoy，第305页；朱可夫，Repressii，第6页）
显然，这就是斯大林领导群体所说的“官僚主义”。尽管他们将其视为一种危险（实际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并非不可避免。相反，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克服官僚主义。
斯大林和他在党的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希望在苏维埃联盟开创的民主概念必然会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角色发生质的变化。
这些只有研究者可以接触的文件确实让我们明白，到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已经开始坚定地尝试将党从国家中分离出去，并实质性地限制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朱可夫，Tayny，第8页）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一如既往地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其他反对分子展开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坚决，胜算却越来越小，直到斯大林在1953年3月去世。拉夫连迪·贝利亚（Lavrentii Beria）决心继续同样的斗争，这似乎是赫鲁晓夫等人谋杀他的真正原因。这里所说的谋杀可以是赫鲁晓夫等人通过司法手段在1953年12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的审判，也可以是赫鲁晓夫等人像很多证据表明的那样在此前的6月对他实施的真正意义上的谋杀。
1936年宪法第3条这样写道：“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切权力属于由劳动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所代表的城乡劳动人民。”该宪法仅在第126条中提到共产党，并将其定义为“劳动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排头兵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所有公共和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说，党的作用是领导组织，但并非国家的立法或行政机关。（1936年宪法；朱可夫，Tayny，第29—30页）
斯大林认为，一旦党不再直接控制社会，其作用应当局限于鼓动和宣传，并参与干部选拔。这意味着什么？其含义或许如下所述： *
党将恢复其基本功能，即引导人民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想。 *
这将意味着结束养尊处优，回归布尔什维克在沙皇时期、革命和内战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及艰难的快速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作风。在这些时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党员意味着努力工作和牺牲。他们往往处在非党员当中，其中很多人敌视布尔什维克。这意味着需要真正的群众基础。（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3日；穆欣，Ubiystvo）
斯大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应当是勤奋工作和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对生产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做出真正的贡献。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勤学不辍的学生。11
总之，各种证据表明，斯大林希望新的选举制度实现以下目标： *
确保只有受过专业技术训练的人才能领导生产和广大的苏维埃社会； *
阻止布尔什维克党的退化，使党员（尤其是领导者）恢复其主要职能：通过身体力行和现身说法为社会其余群体提供政治和道义领导； *
加强党的群众工作； *
赢得国家公民对政府的支持； *
为创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斯大林的失败
1935年，在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的支持下，很多曾经被流放、监禁和剥夺权利（这一点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尤其意义重大）的公民得以恢复公民权。成千上万从前的富农（即集体化的主要对象和因为以某种形式抵制集体化而遭到监禁或流放的富裕农民）被释放。维辛斯基严厉批评了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即秘密警察）在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后从列宁格勒驱逐将近12000人的行动中所犯的“一系列极为粗暴的错误和失算”。他宣布，从此以后，未经检察官事先同意，内务人民委员部不能逮捕任何人。被释放的对象扩大到至少成千上万有理由认为受到过国家和党的不公正对待的人群。（瑟斯顿，第6—9页；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4日和11月19日；朱可夫，Inoy，第187页；朱可夫，Repressii，第7页）
斯大林关于制定新宪法的最初提案并没有包括差额选举。他是在1936年3月1日接受罗伊•霍华德专访时首次宣布要实行差额选举的。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雅科夫列夫表示，差额选举是由斯大林本人提议的。该提议似乎受到了各地区党的领导人（即第一书记或朱可夫所谓的“党天下政治”）心照不宣却十分普遍的反对。在霍华德专访之后，甚至党中央的报纸上都没有赞扬或支持斯大林关于差额选举的声明——这些报纸多数直接受政治局控制。《真理报》仅在3月10日刊登了一篇相关文章，而且没有提到差额选举。
由此朱可夫得出的结论是：
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不仅“广泛的领导层”【地区第一书记】而且中央委员会组织斯捷茨基和塔尔领导下的宣传鼓动部门的某些人都不接受斯大林的创新，甚至在纯形式上都不愿认可对很多人构成危险的差额选举。正如《真理报》引用斯大林的话强调指出，差额选举将直接威胁到全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州、市以及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和实权。（Inoy，第211页）
党的第一书记占据党内职务，即使在他们可能参加的任何苏维埃选举中落选，他们也不能被免除党内职务。但是他们在地方所掌握的巨大权力主要来源于党对经济和国家机器方方面面的控制，包括集体农庄、工厂、教育和军事。新的选举制度将剥夺第一书记自动成为苏维埃代表和简单选择其他代表的权力。实际上，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党的候选人）在苏维埃选举中落选将是对他们的工作的全民投票。如果第一书记提出的候选人在投票中被非党候选人击败，该第一书记将被视为不能密切联系群众。在竞选活动中，反对派候选人肯定会拿他们在党的官员中所看到的腐败、专制或不称职做文章。落选的候选人将被认为作为共产党人具有严重缺点，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被取代。（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3日；Inoy，第226页；对比格蒂，Excesses，第122—123页）
党的高级领导人通常是老资质的党员和经历过沙皇时期、俄国革命、内战和集体化这些真正危险时期的军人。当时成为共产党人充满了危险和艰难。很多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与斯大林、基洛夫或贝利亚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似乎不愿或者不能通过自我教育“改造自己”。（穆欣，Ubiystvo，第37页；季米特洛夫，第33—34页；斯大林，Zastol'nye，第235—236页）。
所有这些人都是斯大林政策的长期支持者。他们曾经对农民实施严酷的集体化。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人被放逐。在1932年到1933年，很多人（可能多达300万）死于饥荒或者农民武装暴动（许多布尔什维克也死于这些暴动）。尽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而不是“人为造成”的饥荒，但是集体化和征收粮食供给城市工人无疑加剧了饥荒。这些党的领导人还曾经在同样住房条件差、食物和医疗物资匮乏、工资低并且几乎没有可买的商品的严酷条件下推行快速工业化。（道格尔；安德森及西尔弗；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3日）。
现在，他们面临着选举。在选举中，那些从前因为站在苏维埃政策错误的一边而被剥夺权利的人突然恢复了选举权。他们可能担心很多人会投票反对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或者反对任何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如果是这样，他们注定会被降级，或者情况可能更糟。他们仍然会得到党内职位，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某种工作。新的“斯大林”宪法保证每一位苏维埃公民有权获得工作以及医疗、养老和教育等。但是这些人（几乎全部为男性）已经习惯了权力和特权，而如果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失败，这些权力和特权就会受到威胁。（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3日；1936年宪法，第十章；对比盖蒂，Excesses，第125页，论宗教感情在国家中的重要性）。
审判、阴谋和镇压
1936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已经为新宪法和选举制定了计划。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宪法草案。但是没有任何人公开表示赞成。大家对斯大林的提议连口头认可都没有，这当然表明了“广泛的领导层当中的潜在反对势力”和“明显的缺乏关注”（朱可夫，Inoy，第232页，第236页；朱可夫，Repressii，第10—11页）
在1936年11月—12月的第8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次强调了扩大公民权和不记名差额选举的意义。本着斯大林在霍华德专访中表明的精神，莫洛托夫再次强调了允许非共产党人成为苏维埃候选人对党的有益作用：
该制度……必然会打击官僚主义者和脱离群众者。……将促使新生力量的崛起……新生力量必须涌现，以取代落后或官僚主义【ochinovnivshimsya】分子。在新的选举形式下，敌对分子可能获选。但是，即使这种危险归根到底也一定会对我们有帮助，只要它能鞭策需要鞭策的组织和那些睡着了的【党的】工作者。（朱可夫，Repressii，第15页）。
斯大林本人的表述更为强烈：
有人说这很危险，因为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可能潜入最高职位，如一些从前的白党、富农和神职人员等。但是事实上，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你害怕狼，就不要在森林里走。”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党和神职人员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地方敌对势力当选，这将意味着我们的鼓动工作组织得很差，我们完全理应受到这种耻辱。（朱可夫，第293页；斯大林，草案）。
第一书记们再次表现出心照不宣的敌意。193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与12月4日召开的党代会在时间上有些重合。但是对于第一个议程项目（即宪法草案）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叶若夫的报告“论托派和右倾反苏维埃组织”更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关注。（Fragmenty，第4—5页；朱可夫，Inoy，第310—311页）。
1936年12月5日，党代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讨论。相反，与会代表（即党的领导人）强调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威胁。尽管该宪法草案是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李维诺夫和维辛斯基报告的主要话题，代表们却没有发言对该宪法表示赞同，而是几乎予以忽略。为了对该宪法草案进行进一步研究，一个委员会被成立，而对差额选举没有形成任何定论。（朱可夫，Inoy，第294页，第298页，第309页）
国际形势确实很紧张。在西班牙内战中，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苏维埃联盟被敌对势力包围。到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穷凶极恶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反共反苏政权。1936年10月，芬兰越过苏联边境开火。同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组成“柏林—罗马轴心”。一个月后，日本加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从而形成“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试图建立军事联盟以反纳粹德国的努力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朱可夫，Inoy，第285—309页）。
尽管党代会对新宪法给予了关注，苏维埃领导层却处在两次大规模的莫斯科审判之间。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参加了1936年8月的审判。1937年1月的第二次审判牵涉到一直到最近还担任着重工业副首脑的尤里•皮亚塔科夫（Yuri Piatakov）为首的一些主要托派追随者。12
1937年2月至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戏剧化了党的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即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和为当年年底根据新宪法进行无记名差额选举做准备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团体被逐渐揭露，这需要警方采取行动。但是为了准备真正的政府民主选举，并提高党内民主（这是在政治局中与斯大林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人反复强调的主题），需要的却恰恰相反：坦然接受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由普通党员无记名选举领导人并结束第一书记的补选（cooptation）。
这次苏联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全会持续了两个星期。然而，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92年该次全会无比浩繁的会议记录开始刊登在历史杂志（Voprosy Istorii）上——该杂志花了将近四年时间才刊登完全文。
叶若夫关于继续调查国内阴谋的报告与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陈述相形之下显得黯然失色。布哈林喋喋不休地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试图与曾经的同伙划清界限，并向所有人保证他现在的忠诚，结果却弄得欲盖弥彰。（瑟斯顿，第40—42页；盖蒂和诺莫夫，第563页）
整整三天之后，日丹诺夫谈到了提高国家和党的民主程度、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更加紧密联系党和非党群众的必要性。
新的选举制度……将有力推动苏维埃机构工作的改进、官僚机构的消除、官僚主义缺点的清除以及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工作中的变革。而大家知道，这样的缺点有很多。我们党的机构必须为选举斗争做好准备。在选举中，我们将必须应对敌意煽动和敌对候选人。（朱可夫，Inoy，第343页）
毫无疑问，代表斯大林领导群体发言的日丹诺夫预见到了与强烈反对苏维埃联盟发展的非党候选人的真正选举竞争。这个事实本身与冷战和赫鲁晓夫派的言论根本不相容。
最后，日丹诺夫还强调了在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制定民主规范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想要赢得我们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对我们的法律的尊重，想要赢得群众对苏维埃宪法的尊重，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明确和充分实施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对党的工作进行重组改革【perestroika】。这一点已写入我们的党章。”
他列举了基本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包含在其报告的决议草案中：取消补选；禁止按候选人名单投票；保证“党员对撤销和批评被提名的候选人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朱可夫，Inoy，第345页）
但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被淹没在其他议程项目的讨论中，主要是关于“敌人”的讨论。很多第一书记惊慌地回应说，那些正在或者预期可能竭力为苏维埃选举做准备的人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社会革命党人、神职人员和其他“敌人”。13
作为回应，莫洛托夫在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开展和加强自我批评”，并且直截了当地反对搜寻“敌人”：
同志们，寻找可以归咎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受到指责，从党的中央机构到党的最基层组织。（朱可夫，Inoy，第349页）
但是在莫洛托夫之后上台发言的人没有理睬他的报告，而是继续大谈“查出‘敌人’、揭露‘破坏分子’和反对‘破坏’的必要性。”（352）在再次发言时，莫洛托夫对于几乎没有人关注其报告的主旨表示惊讶。在首先总结了对内部敌人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之后，他重申了其报告的主旨。
斯大林3月3日的讲话同样被岔开，讨论最终回到改进党的工作、淘汰无能的党员、用新的党员取代他们的必要性。像莫洛托夫的报告一样，斯大林的报告几乎遭到忽略。
从讨论一开始，斯大林的担心可以想见。他似乎遭遇了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不理解和不情愿组成的一堵无动于衷的墙。他们在报告中只听得见他们希望听到的内容。他们只讨论他们希望讨论的话题。在参与讨论的24人中，15人主要在谈“人民的敌人”，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如他们在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之后所做的那样，他们言之凿凿，咄咄逼人。他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搜出“敌人”的必要性。几乎没有人想起斯大林的主要观点——关于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朱可夫，Inoy，第357页）
斯大林领导群体进一步对第一书记展开了攻击。雅科夫列夫（Yakovlev）批评莫斯科的党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擅自开除党员；马林科夫（Malenkov）支持雅科夫列夫对党的书记漠视普通党员的批评。这似乎刺激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使他们暂时停止了谈论敌人，但是这只是为了开始为自己辩护。对斯大林的报告仍然没有任何响应。（朱可夫，Inoy，第358—360页）
在3月5日全会结束时的最后发言中，斯大林认为搜查敌人（甚至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毫无必要。他说，许多敌人已经转向了党。他的主题是需要使党的官员不再管理经济的方方面面、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换句话说，斯大林在对第一书记的批评中加大了赌注。
我们当中有些同志以为，身为人民委员（Narkom），就无所不知。他们相信，职位本身赋予了他们渊博到几乎用之不竭的知识。或者他们认为：我既然成为中央委员，就绝非偶然，那么我一定无所不知。其实并非如此。（斯大林，Zakliuchitel'noe；朱可夫，Inoy，第360—361页）
在所有党的官员（包括第一书记）看来，最为不祥的是，斯大林说，他们每个人在参加很快就要进行的六个月政治教育课程期间都应该选择两名干部代替他们。被替补官员取代后，党的书记不禁会担心他们在此期间可能很容易被重新分配，从而摧垮他们的“家族”（即从属于他们的官员）。他们的“家族”正是官僚主义的主要成因。（朱可夫，Inoy，第362页）
瑟斯顿用了“相当温和”来描述斯大林的讲话，因为斯大林只是强调“需要向群众学习，注意来自下面的批评”。即使在斯大林的报告的基础上通过的决议对“敌人”这个问题也只是轻描淡写，而把重点放在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失误上。引用这份未公开的决议的朱可夫说，在该决议的25点中，没有任何一点把“敌人”问题当作重点。（瑟斯顿，第48—49页；朱可夫，Inoy，第362—364页）14
全会之后，第一书记们上演了一场实质性的叛乱。斯大林和政治局先后发出信息，再次强调有必要进行无记名党的选举、反对补选而非选举、并且有必要普遍推行党内民主。第一书记们无视全会决议，仍然一意孤行。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大林和他的亲信试图将人们对搜查内部敌人（中央委员会委员最关心的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筹备苏维埃选举上来。同时，“地方党的领导人在党的纪律范围内（外）尽其所能搪塞或改变选举”。（格蒂，Excesses，第126页；朱可夫，第367—371页）
1937年4月、5月和6月初，一场牵涉广泛的军事政变阴谋突然受到揭露，从而引起了斯大林政府的恐慌反应。秘密警察首脑兼内务部长金立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于1937年3月下旬被捕，并于4月开始招供。1937年5月和6月上旬，多名高级军事指挥官供认与德军参谋总部密谋将在德国及其盟友入侵苏联时击溃红军，同时承认与政治人物阴谋勾结，包括很多仍然身居要职的人物。(格蒂，Excesses，第115页，第135页；瑟斯顿，第70页,第90页，第101—102页；雅戈达)15
这种情况比苏维埃政府此前曾经面对的任何情况都更加严重。在1936年和1937年莫斯科审判的案件中，政府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案件准备并组织公开审判以获得最大的宣传效果。但是对于军事阴谋的处理迥然不同。从5月下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被逮捕到6月11日至12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被审判和处决只用了三个星期多一点时间。在此期间，数以百计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被召回莫斯科，提供证明他们的同事（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也是他们的上司）有罪的证词，并听取斯大林和人民国防委员及全国最高军事人物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元帅所做的令人震惊的分析。
在2月—3月的全会期间，雅戈达和图哈切夫斯基都还没有被逮捕。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意图是，宪法应该是主要议题。由于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忽略这个话题，而更愿意强调对“敌”斗争，这使得斯大林和政治局采取了防守姿态。按照政治局的计划，在1937年6月的全会上宪法改革仍将是中心议程项目。但是到了6月，情况已经不同。由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和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试图推翻政府并杀死主要领导成员的阴谋被揭露，政治气氛已经完全改变。
斯大林采取了守势。在6月2日对苏维埃军事扩大会议（6月1—4日召开）的发言中，他认为最近被揭露的一系列阴谋是有限的16，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成功应对。在2月—3月的全会上，他和他的政治局支持者同样竭力看轻第一书记们对“内部敌人”的头号关注。但是，朱可夫指出，形势“缓慢而决然地出离了他【斯大林】的控制”。（斯大林，Vystuplenie；朱可夫，Inoy，第16章，各处；第411页）。
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全会17提出动议，展开大清洗，首先以“政治不可靠”为由开除了7名现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然后以“叛国和现行反革命活动”为罪名再开除19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后开除的19名委员由秘密警察逮捕。这意味着，截止5月1日，包括全会之前根据一项中央委员会委员投票以类似罪名开除的10名委员在内（含已受审、宣判和处死的军事指挥官），12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中有36名被清除。
雅科夫列夫（Yakovlev）和莫洛托夫（Molotov）批评党的领导人未能组织独立的苏维埃选举。莫洛托夫强调，如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即使卓有功勋的革命者也需要予以清理。他强调指出，苏维埃官员不是“二等工人”。显然，党的领导人不以为然。
雅科夫列夫揭露并批评第一书记们未能举行无记名选举而是依靠任命（“补选”）取得党内职务。他强调，当选苏维埃代表的党员不应被置于苏维埃之外的党组约束之下并被告知如何选举。他们不应该由党的上级（如第一书记）告诉他们如何选举。他们应该独立于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用最强烈的措辞表示，需要“从十分丰富的新干部储备中招募干部以取代那些已经腐烂或者官僚化干部”。所有这些陈述都是对第一书记们的公然抨击。（朱可夫，Inoy，第424—427页；Tayny，第39—40页，引自档案文件）
最终宪法得以起草完成，并确定于1937年12月12日举行首次选举。斯大林领导集体重申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全会结束时另有26名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其中19人直接受到叛国和现行反革命活动罪的指控，这同样前所未有。（朱可夫，Inoy，第430页）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朱可夫所引述的斯大林的下列言论：
在主题为寻找更公平的选票计算方式的讨论即将结束时，【斯大林】指出，在西方，由于采取多党制，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紧随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在这种会议上听起来很奇怪的话：“我们没有不同的政党。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只有一个政党。”【下划线为朱可夫所加】然后他提出，为了公平监督选举，可以采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现有社会组织的代表，不过这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他已经对党的专制提出了挑战。（朱可夫，Inoy，第430—431页；下划线为后来所加；Tayny，第38页）
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严重的危机，而且不可能指望事情会顺利发展。此时对于筹备民主（即无记名、普遍和差额）选举而言，气氛已糟糕到无以复加。斯大林改革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其中的角色的计划注定会失败。
在全会结束时，西西伯利亚边疆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个地区）的第一书记罗伯特•埃克与斯大林私下会面。然后其他几位第一书记与他会面。他们可能要求被授予可怕的权力而且不久之后即如愿以偿，那就是获得授权组成“三驾马车”（troika）或“三头政治”，以打击在他们的地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广泛阴谋。18这“三驾马车”被赋予不经上诉即可处决犯人的权力。他们要求并获得了仅凭“三驾马车”的权力即可枪杀和监禁一定数量的犯人的权力。用完这些名额限制后，第一书记们即要求并获得更高的名额限制。朱可夫认为，埃克可能是在代表某个非正式第一书记团体行事。（格蒂，Excesses，第129页；朱可夫，Inoy，第435页）
这些严厉的“三驾马车审判”的对象是谁？朱可夫认为他们一定是被剥夺权利者（lishentsy），因为正是他们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在最近被恢复，并且他们的选票可能对第一书记继续保持权力构成最大危险。朱可夫在很大程度上不认为有真正的阴谋存在。但是俄罗斯最近公开的档案文件清楚地表明，最起码中央领导不断接到非常可信的关于各种阴谋的警方记述，包括口供笔录。当然，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其他人相信这些阴谋确实存在。在这一点上，尽管我尊重朱可夫的判断，但是我的猜测是至少有些被指称的阴谋确实存在，而且第一书记们相信这些阴谋。（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3日；Inoy，第18章；Repressii，第23页；Lubianka，第2页）
另一种假设是，当前或曾经参与过任何形式的反对运动的任何人都可能被当作“敌人”，并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三驾马车”总会包含其成员之一）的逮捕和审讯。另一个群体是那些公开对整个苏维埃制度表示不信任或敌视的人。瑟斯顿援引证据表明，这样的人往往立即被逮捕。然而，那些仅仅批判地方党领导人的批评者（特别是那些在为批评之目的召开的批评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不会被逮捕，而那些受到他们批评的人，包括党的领导人，有时则会被逮捕。（瑟斯顿，第94—95页）
那么，与认为所谓的阴谋只是斯大林多疑心态的幻影（或者更糟糕，是为加强斯大林对权力自大狂式的掌控而编造的谎言）的那些人的观点相反，有很多证据表明，真正的阴谋确实存在。后来得以走出苏联的阴谋家的叙述和这种看法一致。单凭关于此类阴谋的警方文件的庞大数量（其中只有少数被公开）就可以雄辩地证明，所有这些并非纯属捏造。此外，斯大林在这些文件上所做的批注清楚地表明，他相信它们是准确的。（格蒂，Excesses，第131—134页；Lubianka，第2页）
盖蒂对这种无法解释的矛盾总结如下：
斯大林尚不情愿放弃差额选举，并且在1937年7月2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第一批新的选举规则，力图推进差额、普遍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这毫无疑问令各地区的书记们非常失望。但是，斯大林做出了妥协。在选举法颁布的当天，中央政治局批准采取大规模行动，对象正是地方领导人抱怨的分子。几个小时后，斯大林向各省党的领导人通过电报发出了富农行动命令【并非被剥夺权利者行动——格罗弗•福尔注】。很难避免的结论是，为了能够迫使地方党的领导人进行选举，斯大林选择准予他们杀死或驱逐数百乃至数千“危险分子”来帮助他们获胜。（Excesses，第126页）
无论这些清洗、法外处决和驱逐的历史如何，斯大林似乎相信，他们都是在为差额选举创造先决条件。然而，难以避免的结论是，所有这些活动其实破坏了差额选举的任何可能性。
起初，中央政治局命令在五天之内完成富农行动，试图以此限制此次镇压行动。后来有些事情说服或者迫使他们允许内务人民委员部将此期限延长到四个月，即8月5日至15日到12月5日至15日。这是因为被逮捕者人数众多吗？还是因为中央政治局相信党面临着广泛的阴谋和巨大的内部威胁？对于这次大规模镇压的详细方式和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这正是原定要举行竞选的期间。尽管政治局继续筹备差额选举，并制定关于选民如何表明自己的意愿以及官员应该如何处理第二轮决选的规则，地方官员实际上控制了镇压行动。他们可以决定哪些对党（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果有的话）将被视为“忠诚”，哪些将导致镇压、监禁或死刑（格蒂，Excesses，各处；朱可夫，Inoy，第435页）
第一手文件显示，斯大林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都相信反苏维埃阴谋家确实很活跃并且不得不予以应对。这正是2月—3月全会期间各地区党的领导人曾断言的。当时，斯大林领导层竭力看轻这种危险，力图使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宪法以及筹备新选举和任用新的干部取代“官僚化”的老领导人的必要性上。
实际上，到6月中全会的时候，第一书记们已经可以说：“我们告诉过你们。我们是对的，你们错了。而且，我们仍然是对的——危险的阴谋家还在活跃，随时准备利用竞选活动企图对抗苏维埃政府”事情的发展过程是否真是这样？这似乎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不能肯定。
斯大林和中央领导层不知道这些阴谋扩展到了多深。他们不知道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会干什么。6月2日，斯大林在苏维埃军事扩大会议上表示，图哈切夫斯基集团已将红军的作战计划交给德国总参谋部。这意味着，已经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成军事联盟（“轴心”）和反共政治联盟（“反共产国际协定”，实为反苏协定）的日本毫无疑问也会得到红军的作战计划。
斯大林曾对各军事领导人说，阴谋家们想要让苏联成为“又一个西班牙”——意思是，在国内与法西斯侵略军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鉴于这种可怕的危险，苏维埃领导层决心采取残酷而果断的反应。（斯大林，Vystuplenie）
同时，许多证据表明，中央（斯大林）领导层既希望抑制第一书记们要求的“三驾马车”镇压行动，又希望继续实施新宪法的无记名和差额选举。从7月5日至11日，多数第一书记在埃克的带动下提交了他们希望通过处决（1类）或监禁（2类）予以镇压的对象的确切数目。
然后，7月12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伏里洛夫斯基（M. P. Frinovskii）突然向所有地方警察机构发出紧急电报：“不要开始对前富农的镇压行动。我再说一遍，不要开始。”（格蒂，Excesses，第127—128页）
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长官被召到莫斯科举行会议，之后发出447号命令。这份冗长而详细的指令既扩大了镇压对象的范围（基本包括曾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神职人员和罪犯）又（在通常情况下）降低了省委书记要求的“限制”或名额。19所有这些动摇表明了“中央”（斯大林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层）与省区第一书记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斯大林显然不能控制局势。（第00447号命令；盖蒂，Excesses，第126—129页）
在1937年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差额选举计划最终被取消。此时，显示有几名候选人的选票样本已经制作出来；其中有几张在各种档案中得以幸存。201937年12月的苏维埃选举没有采用这种选票，党的候选人与20—25％的非党候选人按照候选人名单竞选——换句话说，结成某种“联盟”，但是没有竞争。最初，选举没有计划候选人名单；投票仅针对个人——这是一种更民主的方法。朱可夫设法在档案馆找到了莫洛托夫于10月11日下午6时许亲笔签署的关于取消差额选举的文件。这代表着斯大林和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不可避免的大退却。（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9日；朱可夫，Tayny，第41页；朱可夫，Inoy，第443页）
同样是在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库尔斯克第一书记裴斯卡洛夫（Peskarov）首次对大规模镇压提出了抗议：
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三驾马车”？——格罗弗•福尔】因为一些小事就给人们定罪……这是非法的，而且当我们……向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并且从最高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抽调工作人员大队审查这些案件……经过该大队三个星期的工作，16个区中56％的判决被大队确定为非法。而且，45％的判决没有任何犯罪证据。（朱可夫，Tayny，第43页；已加下划线）
在1938年1月的全会上，马林科夫尖锐地批评说，大批党员被驱逐，大批公民被判决，常常甚至不用提交名单，而只是给出被判处的人数！古比雪夫的第一书记波斯蒂谢夫（Postyshev）因为坚持认为“所有党的官员中几乎没有一个诚实的人”而被免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似乎一度失控，至少在许多局部地区是这样。第一书记们毫无疑问也一度失控。（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9日；Tayny，第47—51页；瑟斯顿，第101—102页；第112页）然而，政治局领导层仍然担心有真正的阴谋家必须予以应对。人们没有认识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滥用职权的严重程度。正如朱可夫指出，继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指责党内野心家大规模驱逐和逮捕之后，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和日丹诺夫强调了对敌斗争，而对“诚实的布尔什维克”在工作中的“天真和无知”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
在斯大林领导层的直接控制下，《真理报》仍在呼吁党应该不再直接控制经济事务，并且必须促使非党人士进入领导岗位。（朱可夫，Tayny，第51—52页）同时，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被调到乌克兰之后不到1个月就要求获得授权镇压30000人，而此前他在1937年任莫斯科党首脑时就曾经要求获得授权处决20000人（未提到姓名）。（朱可夫，Tayny，第64页，并参阅下文n. 23）
1936年从金立克•雅戈达手中接管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似乎一直与第一书记们结成紧密的联盟。211937—1938年的大规模镇压由于与他的名字密切关联而被称为“叶若夫时期”（Yezhovshchina）。叶若夫于1938年9月被劝说辞职22，并于1938年12月由拉夫连迪·贝利亚继任。
在贝利亚的领导下，造成成千人被处决和驱逐的许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和第一书记们自身受到了审判并且常常被处决，原因是他们曾经处决无辜的人，并使用酷刑对付被捕者。对有些曾使用酷刑的警察的审讯笔录已经公开。许多被定罪、监禁、驱逐或送入集中营的人获得释放。据报道，贝利亚后来说，他被要求“清算叶若夫时期”。斯大林对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说，叶若夫因为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而被处决。（Lubianka 2，第344、363、375号；穆欣，Ubiystvo，第637页；雅科夫列夫）
苏维埃社会、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当然早已众所周知。人们至今仍然没有理解的是，“三驾马车”的设立和大量处决和驱逐指标都源自第一书记们而非斯大林的坚持。朱可夫认为，这一点和无记名差额选举的威胁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中央委员会成功迫使斯大林领导层取消了差额选举的事实表明，消除差额选举的“威胁”可能是“叶若夫时期”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主要原因。23（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
对于随后的处决（显然有几十万人），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负有很大的责任，这是无论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开脱的。24如果这些人被监禁而非处决，几乎所有人都会活下来。很多人会争取到案件复审并获得释放。然而，在此我们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会屈服于第一书记们的要求，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三驾马车”权力？虽然没有任何借口，但是斯大林这样做自有一定的原因。
对于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国家和重要地区的政府高层人物以及秘密和边防警察长官的同时叛国，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有准备。
一整套严重的阴谋刚刚被揭露，涉及到现任和前任高层党的领导人，并且他们的关系遍布全国。最不利的是最高层军方人士的参与和机密军事计划被泄漏给法西斯敌人。这些军事阴谋家的联系遍布苏联。该阴谋还牵涉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人物，包括1934—1936年主持内务人民委员部并在1934年之前多年担任副指挥官的金立克•雅戈达。这场阴谋的牵涉面之广和参与人员之多根本无从知道。谨慎的做法就是做最坏的打算。25
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处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两大权力层级的顶点。他们对国家事务的了解来自他们的下属。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他们镇压了很多第一书记，其中超过一半被逮捕。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在后苏联时代的反共俄罗斯，对这些人中多数人的确切指控以及他们的审讯和审判卷宗还有待解密。但是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帮助我们了解斯大林和政治局所面临的令人震惊的局势。（Lubianka 2）
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尽管斯大林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如果他遭到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的反对，他和任何党的领导人一样可以落选。他不可能无视大量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呼声。
为了证明斯大林无力阻止第一书记们无视民主选举，朱可夫从仍未公开的193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会笔录中引用了一个事例。
克拉斯诺达尔区委（kraikom）第一书记克拉夫佐夫（I. A. Kravtsov）是唯一一个承认他的同事们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偷偷干些什么并提供相关细节的人。他简要介绍了只有符合“广大领导”利益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入选苏联最高苏维埃。
克拉夫佐夫坦言道：“我们提出最高苏维埃的候选人。这些同志是谁呢？八名是党员；两名是非党员或共青团员。这样，我们就可以坚持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中规定的非党员比例。按照职业划分这些同志包括：四名党的工作者，两名苏维埃工作者，一名集体农庄主席，一名联合收割机司机，一名拖拉机司机，一个石油工人……
斯大林：除了联合收割机司机还有谁？
克拉夫佐夫：这十个人中包括区委第一书记兼边疆区行政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
斯大林：是谁建议你这样做的？
克拉夫佐夫：我得说，斯大林同志，是中央委员会的人劝我这样做的。
斯大林：谁？
克拉夫佐夫：我们在中央委员会指定我们的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西莫钦（Simochkin）同志。他在中央委员会组织中得到了批准。
斯大林：谁？
克拉夫佐夫：我不能说。我不知道。
斯大林：很遗憾你不说。他们对你说的这些话是错误的。
（朱可夫，Inoy，第486—487页）
显然，所有第一书记都在做着只有克拉夫佐夫才公开陈述的事情，即无视无记名苏维埃选举原则，而该原则正是他们自己在先前的全会上投票通过的，不过他们显然从来没有赞同过这一原则。这标志着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失败，即两年多以来他和他的中央领导层一直在倡导的宪法和选举制度改革。
民主改革以失败告终。旧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斯大林的差额选举计划不复存在。“因此，斯大林及其团体改革苏联政治体制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朱可夫，Inoy，第491页）
朱可夫认为，如果斯大林当初拒绝了第一书记们不寻常的“三驾马车”权力要求，他斯大林就很可能落选，并且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和处决。“……【今】天斯大林可能被列入1937年镇压的受害者之一。‘纪念馆’和雅科夫列夫的委员会就会早已在为他的平反请愿。”（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16日）
1938年11月，拉夫连迪·贝利亚实际取代了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三驾马车”被废除。法外处决已停止。那些应该为许多可怕的暴行负责的人自己受到了审判、处决或监禁。26但是战争即将来临。法国政府拒绝继续他们曾与苏联结成的原本脆弱不堪的法苏同盟（苏联希望建立更坚强的同盟）。同盟国将捷克斯洛伐克一点点拱手让给了希特勒和波兰法西斯。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波兰结成了旨在入侵苏联的军事同盟。苏联提供了大量支持的西班牙内战失败了。对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无所作为。法国和英国明显鼓励希特勒入侵苏联，并且希特勒还得到多数东欧国家的支持。（Lubianka 2，第365号；莱博维茨）
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和“反共产国际”协定，两者都明确针对苏联。苏联的所有欧洲邻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是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1938年日军进攻哈桑湖使1000名红军阵亡。次年红军在哈拉哈河击退了日军的一次更为严重的袭击。苏军伤亡大约17000人，其中5500人阵亡——这是不小的战争。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人从此不再招惹苏联。但是苏联政府不可能提前知道这一点。（Rossiia i SSSR v Voynakh）
1938年后，斯大林政府并没有试图再次实施1936年宪法的民主选举制度。这一失败是否反映了斯大林领导层和第一书记之间在中央委员会上的持续僵局？或者我们是否可以估计，随着战争迅速迫近，对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努力不得不等到较和平的时期？现有证据不允许我们做出明确的结论。
然而，一旦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形式上取代是在1938年12月；实际上取代也许要早几个星期），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平反。贝利亚从集中营和监狱释放了超过10万囚犯。接着是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被指控施用酷刑和法外处决的人员的审判。（瑟斯顿，第128—129页）
战争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和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曾再次尝试让布尔什维克党不再直接控制苏维埃政府。尤里•朱可夫对这件事的描述如下：
1944年1月……【中央委员会】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了在战争期间的第一次联合会议。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起草了一份中央委员会法令。根据该法令，党将依法疏离政权。党将仅仅保留鼓动和宣传功能；没有人会剥夺党处理正常党内事务和参与干部选拔的权力，这也是完全自然的。但是该法令只是禁止党干涉经济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斯大林在阅读该草案后，改动了六个字，并写下了“同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一个谜……
……这是一次党政分开的新的尝试，仅仅保留它在战争期间真正履行的职能。该草案有五个签名：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安德列夫。由于没有速记记录，我们只能猜测其他人是如何投票的。可惜的是，即使是无所不能的国家国防委员会，加上中央政治局所有四名委员，也不能打破旧的秩序。这再次证明，斯大林从来没有过反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都赋予他的权力。（朱可夫，Kul'tovaia；下划线为后来所加）27
我们不知道将如何做到让党“疏离”经济和国家。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设想国家机关将采取其他人员编制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将回到1936年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
无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主要由党的第一书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似乎很可能再次拒绝了斯大林领导层从根本上转变苏维埃体制的计划。在他的“秘密讲话”中，赫鲁晓夫完全否认召开过这种全会！由于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必然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所以这个谎言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向他们默示，这种威胁他们权力的危险举动现在已经被正式“掩埋”。
战后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大林相信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共同的重要问题就是“双重权力”的情况。真正统治社会是政党而非政府。党员干部越来越多地通过监管或监督而不是作为生产管理者行使控制权。
让党不再直接控制国家可服务于多种目的： *
1936年宪法将得以实施，并加强苏维埃人民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关系。 *
国家机构将重新由真正合格的人来管理。 *
使党不至于退化成为寄生和腐败的野心家的种姓，尤其是党的高层。
直到战争爆发，政治局每周至少碰头两次。1941年5月，斯大林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正式首脑，取代莫洛托夫成为苏联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人民委员会理事会（Sovnarkom）主席。
但是在战争期间，苏联其实既不是由该机构也不是由党管理，而是由斯大林和他的三名亲信组成的国家国防委员会来管理。在战争期间，中央委员会只召开过一次全会，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央政治局都很少碰头。佩日科夫（Pyzhikov）说：“实际上，中央政治局并没有发挥作用。”苏维埃持不同政见者若列斯·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认为，苏共政治局在1950年只召开过6次会议，1951年5次，1952年4次28。也就是说，斯大林使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再管理国家。（佩日科夫，第100页；梅德韦杰夫，Sekretnyi）。
斯大林似乎已经忽略了他作为党主席的角色。中央委员会全会变得很稀少。在1939年至1952年的十三年间没有召开党代会。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作为部长会议（原人民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签署了党的政府联合决定，让其他党书记日丹诺夫或马林科夫代表党签字。（佩日科夫，第100页）
党仍然保持高度的权威。但这也许只是因为斯大林仍然是党的总书记。他是战后唯一留任的同盟国领导人：罗斯福已经去世，丘吉尔在1945年落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劳动人民心目中，斯大林是世界上最有名和最受人尊敬的人。他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亿万人民的希望。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种希望极度膨胀。斯大林作为国家元首的崇高威望为党组织赋予了权威性。（穆欣，Ubiystvo，第622页；第13章各处）
斯大林的行动表明，他仍然试图使党不直接统治国家。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他做得很谨慎。或许我们可以为这种谨慎推断出一些原因： *
无根据地对党表现出缺乏信任将为世界上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的其他国家树立不好的榜样。 *
中央委员会和权贵阶层（nomenklatura）会像在战前一样予以反对。
因此，这必须静悄悄地进行，尽可能少减少干扰。（穆欣，Ubyistvo，第611页）
1947年党纲草案
斯大林领导层的民主化计划可能还有很多内容不为今天的我们所了解。非常具有反共反斯大林倾向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佩日科夫（Aleksandr Pyzhikov）曾引用1947年党纲草案中为进一步在苏联推进民主和平等主义而提出的一系列诱人的举措。这份令人陶醉而迄今全然不为人所知的计划从来没有公开，并且显然还没有其他研究者接触过。
佩日科夫逐字引述部分如下：
在完成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越来越使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苏维埃人民专政。随着每一位国民成员逐渐参与国家事务的日常管理，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苏维埃人民专政中的强制形式将逐步消亡，强制措施将为公众舆论的影响逐步替代，国家的政治职能将逐步收窄，国家将基本转变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机构。
佩日科夫对这份尚未公开的文件的其他部分概述如下：
【该草案】特别关注苏维埃秩序民主化的发展。该计划认为，在稳步提高群众文化和最大程度简化国家管理职能的基础上，让劳动者进入国家管理和积极参与日常国家和社会活动，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普遍过程。它实际上提出了要实现生产劳动与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向全体劳动人民逐步履行各种【国家】管理职能过渡的统一。它还阐述了引入人民直接立法活动的想法，实现该目标的必要前提如下： 1)
对社会和经济领域中政府生活的多数最紧要的问题以及生活条件和文化发展问题实施全民投票和决策； 2)
通过授权社会组织向最高苏维埃提交新的立法提案自下而上广泛发展立法创制权； 3)
确认公民和社会组织就国际和国内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直接向最高苏维埃提交建议案的权利。
该草案也没有忽略管理者的选举原则。党纲规划提出了根据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程度，实现通过选举选择国家机器的所有负责成员，变革一系列国家机关的职能，使它们逐步转变成为总体负责经济核算和监督的机构的问题。为此尽最大可能发展独立的志愿组织被认为十分重要。对于强化社会舆论在实现公民觉悟的共产主义转型中的作用以及在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劳动英雄主义”和“红军英勇气概”的意义，该草案也给予了关注。【下划线为后来所加——格罗弗•福尔】
佩日科夫还指出，在1947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日丹诺夫汇报了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他提议在1947年底或1948年召开第19次党的代表大会。他还提出了一项计划，要求党的会议的召开频率为一年一次，每年“强制更新”不少于六分之一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如果付诸实施，并且如果“更新”确实导致中央委员会委员轮换率提高，这将意味着第一书记和其他中央委员会中的党的领导人的地位不再稳固，从而为党的领导班子输入新鲜血液，有利于普通党员对党的领导人提出批评。（佩日科夫，第96页）
这个大胆的计划与列宁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中设想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许多观点形成呼应，从而发展了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的一些思想。通过提出由苏维埃人民及其群众组织直接民主参与所有的国家关键决策，以及利用党的会议每年“更新”（至少有更换的可能）不少于六分之一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该党纲计划设想在国家和党自身中自下而上发展民主。
但是这份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正如之前提出的苏维埃国家和政党的民主化提案，我们不知道事情发展的细节。也许它遭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否决。第19次党代会推迟到了1952年。我们同样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该党纲草案的性质表明，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势力（第一书记）也许应该对此负责。29
第十九次党代会
在1952年的第19次党代会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领导层似乎为了使党不再直接控制国家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从赫鲁晓夫开始，党的权贵阶层试图销毁对这次大会的任何记忆，并立即行动以根除已产生影响。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期，一直到第18次党代会的所有党代会笔录都已公开。但是第19次党代会的笔录迄今从未公开。斯大林在这次党代会上做的一个简短的讲话已经公开。但是紧随其后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做了一次90分钟的讲话。除了很短的摘录之外，该讲话从来没有公开，而且这次全会的笔录也没有公开。30
斯大林呼吁党代会改变党的地位及其组织结构。这些改变包括： *
党的名称正式由“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变为“苏联共产党”。这与世界上多数其他共产党的名称相符，从而使党与国家关联。31 *
“主席团”取代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此名称表示另一个代表机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这也从该名称中去掉了“政治”——毕竟，整个党是政治团体，而不是领导机构。
毫无疑问，这个名称更表明这是一个党的管理机构，而不是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政治局一直是一个由混合成员组成的机构。它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国家行政机构首脑——也就是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立法机构首脑）、党总书记（斯大林）、一名或两名党委书记和一名或两名政府部长。政治局的决定对政府和党均有效。
因此，与政治局在国家中实际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主席团的作用被大大降低。由于国家首脑和最高苏维埃首脑在主席团没有保留席位，主席团将仅仅成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其他改变： *
总书记的职位（斯大林自己的职位）被取消。现在，斯大林只是10名党书记之一，32他们全部属于新的主席团。主席团现在包含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这比9—11名委员组成的前政治局大得多。由于规模较大，这将使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审议中间机构，而不是可以经常和迅速做出许多行政决策的机构。 *
这些主席团成员中的多数人似乎一直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党的高层领导人。斯大林为第一届主席团提名的那些人并不是著名的党的领导人（即不是第一书记），因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后来很困惑斯大林是怎么听说他们的。有可能斯大林任命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国家（而不是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33
在第19次党代会上，斯大林辞去了党总书记的职务；在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再次提出完全退出中央委员会，仅保留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职位。
如果斯大林不在中央委员会，而只保留国家元首的职位，政府官员将不再觉得他们必须向党的最高机构主席团报告。斯大林的行为将取消党的官员的权威。就生产而言，党的官员在国家中的“监督”作用是不必要的。如果没有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层（即权贵阶层）的威信将会降低。普通党员将不再感到必须“选举”（也就是仅仅确认）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从中央委员会辞职可能是权贵阶层的灾难。他们可能感到，他们没有受到普通党员的无情批判只是因为有“斯大林的影子”保护。这将意味着，在将来，只有贤能的人可以在党的权贵阶层生存，正如在国家机器中一样。（穆欣，Ubiystvo，第618—623页）
缺乏公开的笔录表明，在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斯大林在讲话中所说的事情是权贵阶层不希望公开的。这也表明——并且必须强调指出——斯大林不是“全能的”。例如，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Mikoian）的严厉批评直到他逝世后很久才得以公开。34
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时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他记录了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提议就免除其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进行投票时震惊而恐慌的反应。（西蒙诺夫，第244—245页）面对一片喧嚣的反对意见，斯大林没有坚持。35
一旦条件具备，党的领导层立即采取措施，废除了第19次党代会的决议。在3月2日的会议上，就在斯大林虽已昏迷却仍然活着的时候，主席团部分成员（基本由老政治局委员组成）在斯大林的别墅碰头。在那里，他们决定将主席团从25名成员缩减到10名成员。这基本上就是老中央政治局的昨日重现。党书记的人数再次减少到五个。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书记处“协调员”，并在五个月后成为“第一书记”。1966年，主席团的名称最终被改回中央政治局。
在苏联历史剩余的时期，党继续统治苏维埃社会，其高层成为腐败、自我任命、自我夸耀的特权精英阶层。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个统治集团使苏联解体，为自己牟取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财富和政治领导权。同时，它一边破坏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农民（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一切）的积蓄并从他们的手中窃取社会利益，一边侵吞由苏联公众创造的巨大财富。今天与先前同样的权贵阶层继续统治着后苏联国家。
拉夫连迪·贝利亚36
贝利亚是苏联历史上最饱受污蔑的人物。因此，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突然开始的对贝利亚人生的历史评判的逆转甚至比对斯大林的角色的重新评价（本文的主题）更具戏剧性。
贝利亚的“百日新政”（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到同年6月26日贝利亚被革职实际上共112天）发起了大量戏剧改革。如果苏维埃领导层允许这些改革充分发展，那么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的历史（简而言之，20世纪后半叶）将会显著不同。
即使在俄罗斯政府向受信任的研究人员也封锁最关键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贝利亚的所有改革举措都值得专门研究，而且其中有些举措正在被研究之中。贝利亚的改革措施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
德国重新统一为非社会主义的中立主义国家。这将是一个大受德国民众欢迎而明显不受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盟国的欢迎的举措。 *
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这有望将南斯拉夫从它与西方心照不宣的联盟拉回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
反对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最近被吞并的地区的“俄罗斯化”并以影响至少某些民族主义流亡团体为目的民族政策。在包括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在内其他非俄罗斯地区改革民族政策。 *
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特殊司法机构（三驾马车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不公正定罪的人员给予平反和补偿。在此过程中，贝利亚的行事方式会迥异于后来赫鲁晓夫的行事方式。赫鲁晓夫为很多无疑有罪的人“平反”。
贝利亚的某些其他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施，包括： *
大赦一百万因危害国家罪被监禁的人员。 *
终止对“医生阴谋案”（Doctors’ Plot）的调查；承认指控不公正；惩罚所涉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包括将前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克鲁格洛夫（Kruglov）完全从中央委员会革职。37 *
遏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的权力。 *
禁止在节日集会上展示领袖画像，以反对“偶像崇拜”。这不仅针对斯大林而且普遍针对其他领袖。这项禁令在贝利亚被革职后不久被党的领导层撤销。
贝利亚的民主改革行动
据官方记载，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被他的同僚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将领逮捕。但是这次逮捕的细节不清，而且存在几种相互矛盾的版本。38不管怎样，在1953年7月专门对贝利亚提出多项犯罪指控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米高扬说：
他【贝利亚】在红场上斯大林同志墓前发表演讲时，我在他的演讲之后说：“在你的演讲中的某处，你保证每一位公民都能获得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即使在一个单纯的演说家的演讲里，这也不是一句空话。在内政部长的讲话里，这就是行动纲领。你必须兑现。”他回答我说：“我会兑现的。”（贝利亚，第308—309页；穆欣，第178页）。
贝利亚说的有些话让米高扬很吃惊。显然，这是事实，在他的红场讲话中这个关键的提到宪法的地方，贝利亚没有提及共产党，而只是谈到苏维埃政府。贝利亚在马林科夫之后第二个发言。这个公开的信号表明，他现在是苏维埃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说过：
我国的工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可以和平而充满自信地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苏联政府将努力不懈地保障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力都写在斯大林宪法中……从今以后，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将是保持和巩固和平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贝利亚，讲话）。
穆欣为这段话给出了以下看似合理的理解：
头脑简单的人很难理解贝利亚的言下之意，但是对于党的权贵阶层，这是猛烈的打击。贝利亚打算脱离党（即脱离权贵阶层）带领国家前进。他向人民承诺要保障他们的权利，不是党给予他们的权力，而是某种宪法赋予的权力！（穆欣，第179页）
同样在1953年6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说：
请记住，然后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说：我想知道哪些由部长会议决定，哪些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应该如何分工……贝利亚于是漫不经心地说：什么中央委员会？让部长会议决定好了。中央委员会只管干部和宣传。（贝利亚，第91页）
后来同样在这次全会上，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就赫鲁晓夫的观点做了发挥：
党对我们来说至高无上。不允许任何人像那个恶棍【贝利亚】一样说：中央委员会【只管】干部和宣传，不是政治领导，不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所了解的全部生活的领导。（贝利亚，第138页）
这些人似乎相信，贝利亚打算让党不再直接管理国家。这非常类似于斯大林和他的亲信在1935—1937年的宪法讨论中为之斗争的目标。在1947年的党纲草案以及就在几个月之前第19次党代会和随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期间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重组中，人们可以再次看到这一点。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声称，他的父亲和斯大林一致认为必须使党淡出苏维埃社会的直接管理。
我的父亲与党的机关的关系很复杂……【他】从不隐瞒他与党的机构的关系。例如，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党的机构使人腐败。在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的早期，党的机构是完全适当的。但是，我的父亲问他们，今天谁还需要这些控制者？
他和行业和工厂的领导同样有过这种坦诚的谈话。这些人自然一点也不喜欢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尸位素餐的人。
父亲对斯大林同样很坦率。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Joseph Vissarionovich）也认为，党的机构已经不再对具体事务负责，除了空谈无所事事。我知道，在斯大林去世前一年提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新构想时，他发表了一个讲话，其要点就是必须找到新的国家管理形式，因为老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当时人们就党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谢尔戈•贝利亚，Moy Otets Lavrentii Beria，18/218。
贝利亚计划的国家和党的关系重组可能会受到普通党员的衷心拥护，更不用说广大非党苏维埃公民。但是对于权贵阶层这是非常危险的。
穆欣这样说道：
贝利亚毫不保留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国家应该像宪法规定的那样，由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管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构，党应该通过宣传来保证在它的协助下各级苏维埃代表将是共产党人。贝利亚提出，要充分恢复宪法的职能，兑现它的口号——“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尽管贝利亚只是在思想领域活动，这可能还是令权贵阶层不快，但是几乎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他们可以挑选最高苏维埃代表，如此这般地指示他们，使贝利亚的思想无法付诸实施。但是，如果贝利亚不允许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指挥选举和最高苏维埃会议，那么代表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Ubiystvo，第363—364页）
逻辑上，这会使贝利亚与多数党的权贵阶层严重疏远。（Ubiystvo，第380页）赫鲁晓夫领导着这个群体，并且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最起码代表着他们中的多数激进分子。赫鲁晓夫对“民主”有十分不同的概念。著名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记录了赫鲁晓夫在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发言：
当然，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听你们讲了自己的想法，也和你们交谈过了。但是由谁来决定呢？在我们国家，必须由人民决定。那么人民——谁是人民？就是党。谁是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党。这意味着将由我们决定。我会决定的。明白吗？（阿里汉诺夫）
正如穆欣所说：“党已不再是千百万共产党人的组织。党的最高层群体已经成了党。”（穆欣，Ubiystvo，第494页）
斯大林和贝利亚以及其他人的死
除了贝利亚之死的神秘情形之外，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要么是在中风后死在他的乡间别墅的办公室地板上，要么甚至是中毒身亡。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或空间来总结这个问题。
然而，出于本文的目的，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些故事在所有政治阵营的俄罗斯人当中广泛流传并为人们所相信。这表明许多俄罗斯人都相信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死对权贵阶层十分有利。贝利亚，和斯大林一样，希望的是共产主义重组改革（尽管是政治权力而非经济权力的重组改革）而不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重组改革的名义进行的资本主义超级剥削和搜刮。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完全独立于他们可能被谋杀的任何证据。
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民主化努力以失败告终。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将苏联留在党的领导层手中。在苏联没有实现劳动者的民主。最高层党的领导人继续垄断着所有重要职位，包括国家和经济中的职位，并且发展成为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阶层非常类似的完全寄生的剥削阶层。
时至今日，这个阶层其实仍然当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以及俄罗斯和后苏联国家的其他领导人都是以前党的领导层成员。他们作为享有超级特权的官员曾经长期榨取苏联人民的血汗。然后，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他们主持了原本属于苏联工人阶级的全部集体创造财产的私有化。在此过程中不仅使工人阶级而且使广大中产阶级致贫。这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横征暴敛。39党的权贵阶层毁了苏联。（比文斯与伯恩斯坦，欧米拉；威廉姆森）
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处决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如何成功挫败斯大林的民主化尝试、他们如何拒绝执行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改革——简而言之，为了掩盖他们如何拒绝民主化苏联——赫鲁晓夫和党的高层领导人将一切责任都推卸给斯大林，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严重阴谋的存在编造谎言，并掩盖自己在随后进行的大规模处决中的角色。
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秘密讲话”是历史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一次沉重打击。它使世界各地的反共势力大受鼓舞，使他们以为总算有了一位值得他们相信的共产党领导人。自苏联解体以来被公开的文件清楚表明，赫鲁晓夫在这次讲话中对斯大林的所有指责几乎都是谎言。反过来，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促使我们探究赫鲁晓夫如此攻击斯大林的真正原因。已有研究表明，赫鲁晓夫和他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同伙所援引的对贝利亚的“正式”指控都是假的，完全缺乏证据。40贝利亚被司法谋杀，而凶手从未透露其中的原因。围绕这两个事件的“谎言护卫”（bodyguard of lies）使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真相？本文提出了一种答案。
结论和未来研究
鉴于斯大林在他的差额选举计划中明确地排除了多党竞争，我们有理由问：如果斯大林的民主化尝试得以推行，结果会有多“民主”？对于有关民主的问题的回答必然引起另一个问题：“你所说的‘民主’是什么意思？”
在工业资本主义世界，民主意味着多党竞选制度，但是所有政党都由极度富有和高度极权主义的精英个人和团体控制。“民主”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可能“落选”。这种“民主”是一种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和技术——简而言之，是“缺乏民主”。
在工人阶级统治可接受的范围内，公民和公民团体中的差额选举在苏联行得通吗？这种差额选举在未来的某种社会主义社会中行得通吗？在旨在消灭阶级的社会中，“代议制民主”（即选举）可以起到什么作用？由于1936年宪法的这些规定在苏联从未付诸实施，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个提案会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根据他们对巴黎公社实践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做出过重要论断。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差额选举没有任何可比体验。毫无疑问，这种民主既会有优点也会有缺点，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怀有政治反共动机的学者们将继续为陈旧、错误却尚未得到充分驳斥的赫鲁晓夫和冷战时代的“反斯大林”范式注入活力。然而，根据汹涌而来的前苏联秘密文件重新解读苏联历史的过程早已在俄罗斯开始。该过程很快就会蔓延至其他地方。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他人介绍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有一点要提请几乎每一位读者注意。由于斯大林为“个人崇拜”和阿谀奉承所包围，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全能的独裁者”。冷战和赫鲁晓夫历史范式的这一基本谬误（本文报告的研究结果已予以推翻）已经致命地扭曲了我们对苏联历史的认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就不是“全能的”。他遭到了其他党的领导人的联合抵制。他从来就没有能够实现他的宪法改革目标。他也没有能够控制第一书记和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
“偶像崇拜”掩饰了政治斗争。中央委员会全会的笔录表明，虽然有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确实会直截了当地反对斯大林，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政治争议往往不能光明正大地解决。相反，这些争议会在其他场所处理。有些场所是非正式的，如1937年7月第一书记们的事例显然就是。有些通过则通过警方处理，政治分歧被解释为敌意对立。
无论采取什么机制，“偶像崇拜”带来的影响就是极权和深刻的反民主。斯大林似乎是一定程度上明白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苏维埃领导人之一。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曾多次谴责“偶像崇拜”。41不过，很明显，他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偶像崇拜”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多大的危害。
本文的结论几乎完全建立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由此，本人提出以下几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领域。 *
“民主”在以走向无阶级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斯大林所设想的1936年宪法的实施能否使苏联民主化，并恢复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以带领国家迈向共产主义为主要工作的忠诚革命者的组织的本来角色？或者这种模式是否已包括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概念的许多方面，以至于它可能催生，而不是阻碍，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 *
共产党在这样的社会中的应有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具体政治领导形式与工人阶级的民主赋权相兼容？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领导形式与这些目标相矛盾？
一旦我们对选举和“代议制”政府是否足以使国家表达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提出质疑，由此我们可以推测，1936年宪法即便付诸实施也不可能做到了这一点。这可能表明，强化国家和弱化政党并非“解决之道”——就像斯大林和贝利亚似乎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将会由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管理，所以如果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源于党的最高阶层，或者源于其他社会阶层，它就会统治并改变国家，使统治更有效。这反过来表明，党国区别是人为的和欺骗性的，应该予以摒弃。 *
“官僚主义”和“官僚”这些字眼在指向某种问题的同时，掩盖了其他问题。我认为，以下两个问题——民主和党的作用——表明了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有组织和政治觉悟的部分人与缺乏组织和政治觉悟但仍然具有经济生产力的多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更富有成效并且更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 *
一般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斯大林，在政治和技术技能或教育之间加以明确区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恰当地处理“红”与“专”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这种困境的叫法。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监管”或“监督”可以与技术知识和生产分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科学）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并且如果有效进行，经济生产本身在政治上也可以是“左倾”或“共产主义”的。党国矛盾的困境由此产生。 *
“党内民主”在共产党语境中有什么含义？在苏联，许多反对势力因其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在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被击败而发展成为阴谋，最终图谋刺杀党的领导、发动政变、与敌对资本主义列强勾结并为它们充当间谍。同时，地方党的领导人养成了独裁的习惯，使他们与普通党员（当然还有更多的非党员人民）疏远，同时还要保证他们的物质特权。
党的高层职位的物质利益在所谓权贵阶层的形成中肯定起到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同样，斯大林使党淡出对国家的直接管理并回归“鼓动和宣传”角色的明显意图可能表明，斯大林本人（也许还有其他人）对这一矛盾已有一定的认识。巨大的薪酬差距对于刺激苏联的工业化有多大的必要性？如果必要，那么允许党员获得物质特权（高薪、更好的住房条件和物资特供等）是不是一个错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作出这些决定的政治环境需要更充分的探讨。20世纪30年代初围绕取消“党内最高”工资的讨论（目前尚无法获得）需要我们去发现和研究。
朱可夫和穆欣似乎认为，他们看到并归功于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策略（即使党的领导人淡出国家管理事务）实为防止党蜕化变质的最好机会。正如我在上文指出，也许蜕化变质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为自己的特权卫护，而不是“红与专”的矛盾本身。
当然，为了招募有技能却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和反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帮助苏联建立工业基础，物质激励起初被认为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有必要用较高的工资鼓励技术熟练的人（包括熟练工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或者，在不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往往要冒着损害自身健康的危险，并且要以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为代价）努力工作。就这一点而言，这一整套资本主义式的不平等都情有可原，并且确实被合理化。
也许斯大林和贝利亚认为，单单使党回归“纯政治”职能可以防止其蜕化变质。由于这一计划——如果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施，我们无从知道。然而，我怀疑“物质激励”（即经济不平等）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在与菲利克斯•楚耶夫（Felix Chuev）的交谈中，年迈的莫洛托夫沉思地说苏联需要逐步实施“平等化”，并且他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未来表示担心，因为他看到不平等日益加剧。莫洛托夫没有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追溯到斯大林或列宁时代。事实上，像斯大林一样，莫洛托夫没有能够批判地看待列宁留下的思想遗产，尽管保持和扩大不平等以刺激生产的需要即使不能追溯到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也至少可以追溯到列宁。
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必然会反映和暴露一个人自身的政治利害，本人也不例外。我认为，斯大林时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一段被反共谎言模糊化并且仍有待书写的历史）能够给后人很多启迪。无论是希望以史鉴今的政治活动家，还是相信可以通过研究过去这样的斗争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做出最大贡献的有政治觉悟的学者，都可以从苏联的思想遗产中学到很多。
就像更多依靠想象的而非实际的地图的中世纪水手一样，我们受到了充斥着虚假的苏联经院历史的误导。对全世界第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真实历史的发现之旅几乎还没有开始。正如本文的读者都将认识到的一样，我相信这对于我们的未来具有非凡的意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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