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民主改革
格罗弗•福尔
3843字，除去副标题等=约3800字 = 英文阅读时间约24分钟
引言
本文概述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从19世纪30年代到去世前对苏联政府所做的民主化尝试。
本文并不试图为斯大林“平反”。我也不希望提出，如果斯大林遂其心愿，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重重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新宪法
1936年12月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维埃宪法草案。该宪法呼吁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但是差额选举从来没有举行。
在约瑟夫•斯大林的明确坚持下，该宪法加入了民主内容。为了保留这些规定，斯大林和他在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中的铁杆支持者一道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只有在遭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完全拒绝时才会屈服。当时一场严重的阴谋被揭露，从而引起了恐慌，因为有人与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
在1936年3月接受美国报业巨头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采访时，斯大林宣布，苏联宪法将保证所有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农民的投票与工人的投票具有同等效力； 和西方一样，选举将以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位（如在沙皇时代）或工作地点为基础；所有苏维埃成员由公民自己直接选举产生而非由代表间接选举产生。
不同的公民组织将能够提出候选人与共产党的候选人竞选。
除非斯大林领导群体希望变革苏维埃联盟施政方式，否则这些选举改革将是不必要的。他们希望共产党不要直接管理苏维埃联盟。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斯大林领导群体也很关心党在社会主义新的阶段的作用。早在1934年1月第17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斯大林本人就开始对“官僚主义”展开了有力的斗争。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人把新的选举制度称为“反对官僚化的武器”。
政府部长及其工作人员如果要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了解他们负责的事务。这意味着针对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展教育，通常是技术教育。但是，党的领导人的职业发展往往单凭党内地位的提升。这些党的官员虽然行使控制权，但是他们自身往往缺乏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在理论上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显然，这就是斯大林领导群体所说的“官僚主义”。尽管他们将其视为一种危险（实际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并非不可避免。相反，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克服官僚主义。
斯大林认为，一旦党不再直接控制社会，其作用应当局限于鼓动和宣传，并参与干部选拔。 *
党将恢复其基本功能，即引导人民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想。 *
这将意味着回归布尔什维克在沙皇时期、革命和内战时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作风。
斯大林的失败
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雅科夫列夫表示，差额选举是由斯大林本人提议的。该提议似乎受到了各地区党的领导人（即第一书记）心照不宣却十分普遍的反对。在霍华德专访之后，甚至党中央的报纸上都没有赞扬或支持斯大林关于差额选举的声明——这些报纸多数直接受政治局控制。《真理报》仅在3月10日刊登了一篇相关文章，而且没有提到差额选举。
审判、阴谋和镇压
1936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已经为新宪法和选举制定了计划。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宪法草案。但是没有任何人公开表示赞成。
在1936年11月—12月的第8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次强调了扩大公民权和不记名差额选举的意义。第一书记们再次表现出心照不宣的敌意。
193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与12月4日召开的党代会在时间上有些重合。但是对于第一个议程项目（即宪法草案）几乎没有任何讨论。
1936年12月5日，党代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讨论。与会代表几乎完全只字不提，相反，只强调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威胁。
1937年2月—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戏剧化了党的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即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和为当年年底根据新宪法进行无记名差额选举做准备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团体被逐渐揭露，这需要警方采取行动。但是为了准备真正的政府民主选举，并提高党内民主，需要的却恰恰相反：坦然接受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由普通党员无记名选举领导人并结束第一书记的补选（cooptation）。
日丹诺夫谈到了提高国家和党的民主程度、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更加紧密联系党和非党群众的必要性。毫无疑问，代表斯大林领导群体发言的日丹诺夫预见到了与强烈反对苏维埃联盟发展的非党候选人的真正选举竞争。
但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被淹没在其他议程项目的讨论中，主要是关于“敌人”的讨论。莫洛托夫在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开展和加强自我批评”，并且直截了当地反对搜寻“敌人”。 但是在莫洛托夫之后上台发言的人没有理睬他的报告，而是继续大谈“查出‘敌人’、揭露‘破坏分子’和反对‘破坏’的必要性。”（352）在再次发言时，莫洛托夫对于几乎没有人关注其报告的主旨表示惊讶。
在3月5日全会结束时的最后发言中，斯大林认为搜查敌人毫无必要。他的主题是需要使党的官员不再管理经济的方方面面、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
在所有党的官员（包括第一书记）看来，最为不祥的是，斯大林说，他们每个人在参加很快就要进行的六个月政治教育课程期间都应该选择两名干部代替他们。被替补官员取代后，党的书记不禁会担心他们在此期间可能很容易被重新分配，从而摧垮他们的“家族”（即从属于他们的官员）。他们的“家族”正是官僚主义的主要成因。
1937年4月、5月和6月初，一场牵涉广泛的军事政变阴谋突然受到揭露，从而引起了斯大林政府的恐慌反应。秘密警察首脑兼内务部长金立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于1937年3月下旬被捕，并于4月开始招供。1937年5月和6月上旬，多名高级军事指挥官供认与德军参谋总部密谋将在德国及其盟友入侵苏联时击溃红军，同时承认与政治人物阴谋勾结，包括很多仍然身居要职的人物。
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全会提出动议，展开大清洗，首先以“政治不可靠”为由开除了7名现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然后以“叛国和现行反革命活动”为罪名再开除19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后开除的19名委员由秘密警察逮捕。这意味着，截止5月1日，包括全会之前根据一项中央委员会委员投票以类似罪名开除的10名委员在内（含已受审、宣判和处死的军事指挥官），12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中有36名被清除。
雅科夫列夫（Yakovlev）和莫洛托夫（Molotov）批评党的领导人未能组织独立的苏维埃选举。莫洛托夫强调，如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即使卓有功勋的革命者也需要予以清理。他强调指出，苏维埃官员不是“二等工人”。显然，党的领导人不以为然。
最终宪法得以起草完成，并确定于1937年12月12日举行首次选举。斯大林领导集体重申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另有26名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同样前所未有。
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严重的危机，而且不可能指望事情会顺利发展。此时对于筹备民主（即无记名、普遍和差额）选举而言，气氛已糟糕到无以复加。
在全会结束时，西西伯利亚边疆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个地区）的第一书记罗伯特•埃克与斯大林私下会面。然后其他几位第一书记与他会面。他们可能要求被授予可怕的权力而且不久之后即如愿以偿，那就是获得授权组成“三驾马车”（troika）或“三头政治”，以打击在他们的地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广泛阴谋。 这“三驾马车”被赋予不经上诉即可处决犯人的权力。他们要求并获得了仅凭“三驾马车”的权力即可枪杀和监禁一定数量的犯人的权力。
那么，与认为所谓的阴谋只是斯大林多疑心态的幻影（或者更糟糕，是为加强斯大林对权力自大狂式的掌控而编造的谎言）的那些人的观点相反，有很多证据表明，真正的阴谋确实存在。后来得以走出苏联的阴谋家的叙述和这种看法一致。
在1937年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差额选举计划最终被取消。1937年12月的苏维埃选举没有采用这种选票，党的候选人与20—25％的非党候选人按照候选人名单竞选——换句话说，结成某种“联盟”，但是没有竞争。最初，选举没有计划候选人名单；投票仅针对个人——这是一种更民主的方法。
同样是在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有人首次对大规模镇压提出了抗议。在1938年1月的全会上，马林科夫尖锐地批评说，大批党员被驱逐，大批公民被判决，常常甚至不用提交名单，而只是给出被判处的人数！古比雪夫的第一书记波斯蒂谢夫（Postyshev）因为坚持认为“所有党的官员中几乎没有一个诚实的人”而被免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6年从金立克•雅戈达手中接管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似乎一直与第一书记们结成紧密的联盟。 1937—1938年的大规模镇压由于与他的名字密切关联而被称作“叶若夫时期”（Yezhovshchina）。叶若夫于1938年9月被劝说辞职 ，并于1938年12月由拉夫连迪•贝利亚继任。
在贝利亚的领导下，造成成千人被处决和驱逐的许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和第一书记们自身受到了审判并且常常被处决，原因是他们曾经处决无辜的人，并使用酷刑对付被捕者。许多被定罪、监禁、驱逐或送入集中营的人获得释放。
苏维埃社会、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当然早已众所周知。人们至今仍然没有理解的是，“三驾马车”的设立和大量处决和驱逐指标都源自第一书记们而非斯大林的坚持。
然而，在此我们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会屈服于第一书记们的要求，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三驾马车”权力？虽然没有任何借口，但是斯大林这样做自有一定的原因。
对于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国家和重要地区的政府高层人物以及秘密和边防警察长官的同时叛国，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有准备。
显然，所有第一书记都无视无记名苏维埃选举原则，而该原则正是他们自己在先前的全会上投票通过的，不过他们显然从来没有赞同过这一原则。这标志着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失败，即两年多以来他和他的中央领导层一直在倡导的宪法和选举制度改革。旧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斯大林的差额选举计划不复存在。“因此，斯大林及其团体改革苏联政治体制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
战争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和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曾再次尝试让布尔什维克党不再直接控制苏维埃政府。
1944年1月……【中央委员会】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了在战争期间的第一次联合会议。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起草了一份中央委员会法令。根据该法令，党将依法疏离政权。党将仅仅保留鼓动和宣传功能；没有人会剥夺党在处理正常党内事务和参与干部选拔的权力，这也是完全自然的。但是该法令只是禁止党干涉经济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斯大林在阅读该草案后，改动了六个字，并写下了“同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一个谜团……
主要由党的第一书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似乎很可能再次拒绝了斯大林领导层从根本上转变苏维埃体制的计划。在他的“秘密讲话”中，赫鲁晓夫完全否认召开过这种全会！由于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必然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所以这个谎言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向他们默示，这种威胁他们权力的危险举动现在已经被正式“掩埋”。
1947年党纲草案
斯大林领导层的民主化计划可能还有很多内容不为今天的我们所了解。非常具有反共反斯大林倾向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佩日科夫（Aleksandr Pyzhikov）曾引用1947年党纲草案中为进一步在苏联推进民主和平等主义而提出的一系列诱人的举措。这份令人陶醉而迄今全然不为人所知的计划从来没有公开，并且显然还没有其他研究者接触过。
但是这份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正如之前提出的苏维埃国家和政党的民主化提案，我们不知道事情发展的细节。也许它遭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否决。第19次党代会推迟到了1952年。我们同样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该党纲草案的性质表明，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势力（第一书记）也许应该对此负责。
第十九次党代会
在1952年的第19次党代会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领导层似乎为了使党不再直接控制国家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从赫鲁晓夫开始，党的领导层试图销毁对这次大会的任何记忆，并立即行动以根除已产生影响。斯大林在这次党代会上做的一个简短的讲话已经公开。但是紧随其后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做了一次90分钟的讲话。除了很短的摘录之外，该讲话从来没有公开，而且这次全会的笔录也没有公开。一旦条件具备，党的领导层立即采取措施，废除了第19次党代会的决议。
在苏联历史剩余的时期，党继续统治苏维埃社会，其高层成为腐败、自我任命、自我夸耀的特权精英阶层。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个统治集团使苏联解体，为自己牟取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财富和政治领导权。同时，它一边破坏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农民（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一切）的积蓄并从他们的手中窃取社会利益，一边侵吞由苏联公众创造的巨大财富。今天与先前同样的党的领导层继续统治着后苏联国家。
拉夫连迪•贝利亚
贝利亚是苏联历史上最饱受污蔑的人物。因此，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突然开始的对贝利亚人生的历史评判的逆转甚至比对斯大林的角色的重新评价（本文的主题）更具戏剧性。
贝利亚的“百日新政”（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到同年6月26日贝利亚被革职实际上共112天）发起了大量戏剧改革。如果苏维埃领导层允许这些改革充分发展，那么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的历史（简而言之，20世纪后半叶）将会显著不同。
贝利亚的民主改革行动
据官方记载，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被他的同僚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将领逮捕。但是这次逮捕的细节不清，而且存在几种相互矛盾的版本。
政治局的其他人似乎相信，贝利亚打算让党不再直接管理国家。这非常类似于斯大林和他的亲信在1935—1937年的宪法讨论中为之斗争的目标。
贝利亚计划的国家和党的关系重组可能会受到普通党员的衷心拥护，更不用说广大非党苏维埃公民。但是这对于党的领导层是非常危险的。
逻辑上，这会使贝利亚与多数党的官员严重疏远。赫鲁晓夫领导着这个群体，并且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最起码代表着他们中的多数激进分子。赫鲁晓夫对“民主”完全不感兴趣。
党已不再是千百万共产党人的组织。党的最高层群体已经成了党。
斯大林和贝利亚以及其他人的死
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民主化努力以失败告终。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将苏联留在党的领导层手中。在苏联没有实现劳动者的民主。最高层党的领导人继续垄断着所有重要职位，包括国家和经济中的职位，并且发展成为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阶层非常类似的完全寄生的剥削阶层。
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处决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如何成功挫败斯大林的民主化尝试、他们如何拒绝执行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改革——简而言之，为了掩盖他们如何拒绝民主化苏联——赫鲁晓夫和党的高层领导人将一切责任都推卸给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秘密讲话”是历史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一次沉重打击。它使世界各地的反共势力大受鼓舞。自苏联解体以来被公开的文件清楚表明，赫鲁晓夫在这次讲话中对斯大林的所有指责几乎都是谎言。反过来，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促使我们探究赫鲁晓夫如此攻击斯大林的真正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答案。
结论和未来研究
我们有理由问：如果斯大林的民主化尝试得以推行，结果会有多“民主”？对于有关民主的问题的回答必然引起另一个问题：“你所说的‘民主’是什么意思？”
在工业资本主义世界，民主意味着多党竞选制度，但是所有政党都由极度富有和高度极权主义的精英个人和团体控制。这种“民主”是一种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和技术——简而言之，是“缺乏民主”。
在工人阶级统治可接受的范围内，公民和公民团体中的差额选举在苏联行得通吗？这种差额选举在未来的某种社会主义社会中行得通吗？在旨在消灭阶级的社会中，“代议制民主”（即选举）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做出过重要论断。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差额选举没有任何可比体验。
有一点要提请几乎每一位读者注意。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全能的独裁者”。 冷战和赫鲁晓夫历史范式的这一基本谬误（本文报告的研究结果已予以推翻）已经致命地扭曲了我们对苏联历史的认识。
事实上，斯大林从来就不是“全能的”。他遭到了其他党的领导人的联合抵制。他从来就没有能够实现他的宪法改革目标。他也没有能够控制第一书记和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
“偶像崇拜”掩饰了政治斗争。中央委员会全会的笔录表明，虽然有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确实会直截了当地反对斯大林，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政治争议往往不能光明正大地解决。相反，这些争议会在其他场所处理。
“偶像崇拜”带来的影响就是极权和深刻的反民主。斯大林似乎是一定程度上明白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苏维埃领导人之一。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曾多次谴责“偶像崇拜”。 不过，很明显，他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偶像崇拜”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多大的危害。
本文的结论几乎完全建立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由此，本人提出以下几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领域。 *
斯大林所设想的1936年宪法的实施能否使苏联民主化，并恢复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以带领国家迈向共产主义为主要工作的忠诚革命者的组织的本来角色？ *
或者这种模式是否已包括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概念的许多方面，以至于它可能催生，而不是阻碍，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 *
共产党在这样的社会中的应有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具体政治领导形式与工人阶级的民主赋权相兼容？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领导形式与这些目标相矛盾？ *
“党内民主”在共产党语境中有什么含义？ *
巨大的薪酬差距对于刺激苏联的工业化有多大的必要性？如果必要，那么允许党员获得物质特权（高薪、更好的住房条件和物资特供等）是不是一个错误？
我认为，斯大林时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一段被反共谎言模糊化并且仍有待书写的历史）能够给后人很多启迪。无论是希望以史鉴今的政治活动家，还是相信可以通过研究过去这样的斗争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做出最大贡献的有政治觉悟的学者，都可以从苏联的思想遗产中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