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弗·弗作者 2015年10月于北京
我有一本即将要出版的新书，在书的第一部分，我的目的是查明一些证词和陈述的可靠性，这些所谓的事实的声明，是由1936年，1937年和1938年的三次的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所作的。我的方式是通过比较这些事实声明和其他独立的证据。
证据的来源批判
当我们面对大量的证词，就像莫斯科审判的文稿，总共超过一千五百页长，我们需要想想如何处理它们。这些莫斯科审判的证词是证据。证据能够也必须像所有证据一样可以，必须被评价为一种来源.所有的证据必须通过客观标准的评估，也就是一种程序经常被叫做来源批判。这也适用于莫斯科审判的证词，跟任何一类研究的所有其他证据一样，不多也不少，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科学的。
在这一案例和所有案例中一样，一个客观的步骤就是细心地研究，多次的研读。即使有得话，当然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做法。在我的经验当中，主要原因是多数人被一个虚假的假设前提误导了，即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证词都是虚假的审判，在这些审判当中，被告人被强迫承认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为什么来研究一千五百页之多的不实之词？
这里所玩弄的逻辑错误是逻辑上预期理由，用简单的英语来解释就是以假定为论据的狡辩，或者说是假定一定被证明的，而不是被假定的。事实上是这样，现在没有，一直曾经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事实上是无辜的，事实上是被通过某种方式被迫或者被劝诱，比如说通过威胁他们或者他们的假人，以及对党派的不忠。已经有许多声称，断言，但是没有证据。
之所以这么做事服务于和在我所称之为反-斯大林范式的控制下而做。在他的影响下，莫斯科审判证词被宣称为是虚假的先验，没有任何要评价它的努力，直接使它顺从于来源批判就像所有历史证据被评估的方式一样。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确信，这一显著的失败的原因，就几代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而言，就是恐惧，害怕。也就是说，如果莫斯科审判的文稿被作为真实可靠，而公示，那么苏联历史的反斯大林范式将会被拆解，因此，整个世界历史的主导范式也逃不过这一结果。
这将对苏联历史领域的控制当权们是将不可接受的，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对抗，这些当权们跟许多国家的政治当权者关系密切。因为苏联历史研究领域本身就是在西方被建立起来，目的就是为抹黑和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方案服务的。
我所能发现的没有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胡言乱语，这些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谎言。以及关于约瑟夫斯大林本人的谎言。比如，一些有经验的学者对众所周知的逻辑错误的共同忽略。未经证实的和毋庸置疑的假设，没有证据的断言，辱骂的语言，斥责和道德谴责—不包括将之归于习惯性的反斯大林范式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
莫斯科审判一贯被认为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者，苏联原告，并最终由斯大林杜撰的虚假的编纂。习惯性认为被告人承认了他们从没犯下的罪行；这些供词是强加于他们的，强规定于他们，并供稿给他们的。这些被告人被迫做伪证，是因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家人收到了威胁。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莫斯科审判是捏造的，被给的证词是假的。那些长达一千五百页的审判卷宗很少被研究，几乎没有人读过。
一旦审判卷宗被仔细地研究，下一步将是比较这些内容和现在已经得手的其他证据，目的在于决定这些审判证词和其他证词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
我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些研究。我已经发现，每次我能检车核对在莫斯科审判上的陈述和来自审判外的证据时候，结果证明莫斯科审判证词或者控诉是被证实的。这酒意味着，我们没有客观依据去驳倒这一观点，在莫斯科审判上的供词是假的，或者是虚构的。这也意味着莫斯科审判事实上就是它所貌似看上去得一样，就是证据。
莫斯科证词的来源批判
在这点或者所有的来源批判上，学生必须以研究证据开始。然后我们必须试图去证明莫斯科审判的证词的可靠性来看看是否包含在内的一些事实声称能否被其他独立于它的原因所证实。当两个或者更多的独立原因在同一个事实声称上达到一致，事实声称是真实的可能性几率会大大加。如果我们能够证实若干个在莫斯科审判被告的事实声称，通过独立的来源，那么我们已经确定莫斯科审判证词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证据。这是一个程序，我已经在我即将出版的书的第一部分开始负责做这项工作了。
一些相信控诉虚假理论的学者已经至少研究了部分证词，为了企图强行使之适合于反斯大林范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之床，严重歪曲了证词。在1970年，斯蒂文，科恩，研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1938年3月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证词。科恩推出了一个新颖的结论，布哈林仅仅用笼统的术语供认了罪行，这些罪行他没有细说，但是拒绝供认任何细节性的罪行。
一些年以前，乌拉地米尔，鲍勃洛夫和我研究了科恩的论点和证据。在我们的文章中，我们证明了科恩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的审判证词中，布哈林确实供认了许多非常严重的具体的罪行。在同一审判中，布哈林坚持声称自己对于控诉指控他的其他罪行是无辜的。我们认为，在反斯大林范式的影响下，科恩严重第误读了布哈林的证词。
然而，科恩的错误的布哈林的证词的特征已经被当做正确的真理被广泛接受。甚至，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它被指定为研究和发现证据来支撑戈尔巴乔夫的先定的决定，“修正”把哈林，也被科恩的错误的结论误导了。其中一个委员，杰米契夫说，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实质上，布哈林否认了一切。
在2010年，马修，利昂，一个研究苏联历史的美国教授，得出结论说，跟日科哈，爱啊勾搭，另外一个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后来收回了他在审判前做得供词和之前在审判中的供词。我对于利昂的研究的书，出版于2013年，认为利昂严重误解了爱啊勾搭的证词。事实上，他并没有收回他对自己罪行的供认。我认为利昂强行使她得结论进入了反斯大林范式的先定的框架。利昂严重地曲解了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证词。
科恩和利昂对审判证词的误读可以被用反斯大林范式的力量很好地证明。事实是这样的，现在没有，也不曾有过任何证据证明莫斯科审判被告人事实上是无辜的，是由于某种方式的威胁，比如威胁自己，威胁家人，或者对党的不忠，才被迫做出的伪证。
逻辑错误的角色
拒绝接受莫斯科审判证词作为证据这一难以对付的问题在于，对许多逻辑错误的天真的接受。最常见的是下列
莫斯科审判证词已经被假定为错误的。这是逻辑上预期理由的错误。也就是窃取论点。或者说是假定一定被证明的，而不是假定的。在任何文献调查中，根本不存在没有经过批判检查的就被接受或拒绝的证据
对于“内行”当权的呼吁。真理从来不是由当权和专家的一致而形成，无论他们有多少人，页不是由反共和托洛茨基分子当权的一致来形成
这个错误跟这句话很像，有烟的地方就有火，或者仓促定论错误。也即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东西代替了证据。
难以置信的论点，这采取这样的形式，“对于莫斯科审判的被告者的指控是荒谬的，（或者说是错误的）” 这无异于说，“我认为这些指控荒谬，因此他们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做陈述的人的陈述。而不是关于莫斯科审判的指控的陈述。同样,这样说也是无效的，“对于被告人的指控是可信的，所以他们是真的，或者说他们很可能是真的。”
这样的错误采取的另外一个形式是，未能说服。“我并没有被你的论点说服，因此它是错误的，或者说它很可能是错误的。” 这也是一个关于做陈述的人的陈述，而不是关于要考察的对象的陈述。
来自无知的论点。这种错误经常采取这样的形式：“这个陈述还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它是错误的，或者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它是错误的，知道它被证明是对的”
针对个人的观点。就像任何一个文献考察的历史学家, 他们总是奋力追求客观。历史学家总是被认为警惕他们自己的偏见以至于不被他们所影响。然而，对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常见，他们不断地把贬义的道德术语应用于斯大林和其他领袖人物。许多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学家并不努力甚至掩盖他们的偏见和主观性，更不要说对它留有余地，通过采取策略来减少他们的偏见对他们将来研究的影响。
对确定性的苛求。缺乏客观性采取的常见的形式就是对确定性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有许多按情况推测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关于利昂托洛茨基确实和德国，日本情报活动合作。这些证据怎么被解释，除了推出结论说托洛茨基确实合作？做常见的形式就是否定，没有确定性，因此，它是错误的。
它可能是谎言，说它可能是谎言并不是对事实声称的反驳。任何时候任何人可能故意撒谎，真诚地作出虚假的陈述。或者说出真相。对于任何文献记录也是一样。没有任何证据因为它可能是谎言而被拒绝。相反，研究者必须尽量努力证实文献记录中的事实声称。
缺少物证。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声明，在莫斯科审判中物证的缺乏有益于证明指控的错误性。后来这一论点被许多历史学家所重复。
逻辑明显错误。任何能够强迫有经验的革命者在公开的法庭承认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也能够制造有罪行的记录，同时也能够强迫被告人发誓他们是真实的。
此外，在一个阴谋中，有经验的革命者将或者摧毁有罪行的记录，或者很有可能,绝不首先将计划落实在纸上。因此，从逻辑上来看，关于一个重大的阴谋活动的案例，实质性物证的存在而不是缺席会导致对其伪造性的怀疑。
上面所引用的谬误都是众所周知的。对于那些学者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把他们普遍应用于莫斯科审判的证词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我所称之为反斯大林范式的力量。斯大林一直是那么毒害，那么多专家都这么认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有烟的地方就有火，一定是这样的，这完全错误。
需要和缺乏客观性
每个人都会有偏见。但是每个人都能在研究任何主题上学会保持客观性。无论是物理学，生物学还是历史学。这些技巧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是一种“不信任自我的”一种实践。一个人可以通过训练自己意识到，表达出然后质疑自己事先形成的观点。对导致使自己认可的事先形成的观点、偏见、和偏爱的证据，一个人必须自动地怀疑它。一个人还必须学会极其广泛的阅读，勤奋地探索，采取极端相反的态度去思考那些与自己事先形成的观点相矛盾的论点和证据。
这是资产阶级侦探在侦探故事中都所熟知的。就像歇洛克福尔摩斯过去常常所说，让你的思想不要再纠结于仓促的结论。在你形成你的假设之前获取事实。准备好抛弃那些不能解释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假设。
如果一个人不以一种保持客观性的态度，把一个人的偏见减少到最小的策略，开始一项研究，那么他不可能而且页不会发现真理。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不是开始就奔着寻找真理的目的，那么你便不会意外地偶然发现真理，那也就是说，你发现的并不会是真理。既然一个人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理，那么他的整个研究便毁于一旦。
这个道理谁都懂。因此许多对苏联历史研究的真正的目的不应该是发现真理。相反，它追求的是政治上能接受的结论。以至于当证据不足以支撑那些政治上接受的结论的时候，他们变忽略了证据。这就是我所谓的反斯大林范式。
没有什么能代替证据。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我检查了证据，仅仅从证据我得出了结论。这是唯一合乎情理的继续研究的方式，在历史研究领域是，在任何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也一样。
核实作为证据的莫斯科审判的卷宗
历史学家的人物是什么？许多人可能会说，“发现真正发生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一个错误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对的问题？那就是形成一个假设。这样问，“”什么样的假设能够最好地解释我们所拥有的证据？
关于莫斯科证词，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的假设
第一，莫斯科审判的证词是假的，是控诉方和调查方的编纂。
第二，莫斯科审判的证词是真的，被告人证明了他们想证实的一切，并不是被强迫的进行的伪证。
我选择对第二个假设进行证实，因为在我研究苏联历史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与假设看上去一致的证据。而我从来没有找到任何与第一个假设一致的证据。因此，对我来说第二个假设可能会产生结果。这一点我再我的书的第一部分已经给出了研究结果。
我已经发现每次我检查在莫斯科审判上的陈述与独立的证据，莫斯科证词或者指控都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客观的偏见使得我们认为莫斯科审判的供词是假的，或者是虚构的。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审判的证词实际上就是他所看上去的那样，就是证据。
我采用这个假设很大程度上和史蒂芬杰伊古德，已故的美国古生物学者。他的文章干草垛里的恐龙，写的是他的同事彼得瓦德决定去检验一下阿尔瓦兹假说，也就是所谓的白垩纪第三纪灾难性的灭亡，这一说法与起劲为止普遍接受的六千万年前许多生命形式逐渐灭绝是矛盾的。
在我阅读为了调查的档案时，我鉴别了许多档案，看似能够给我莫斯科审判证人证词带来证据。对我来说，如果我继续寻找，也还会发现，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压根没人去寻找，那么什么也找不到，我们什么都不会发现。
我已经形成的这一假设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已经为我研究的结果做出了预先确定。一些假设或者理论以任何调查都是一些必要的前提。古德提醒我们关于查尔斯达尔文在1861年的又见解的陈述.
如果某观点具有目的性，还没有进行观察就要去支持或反对某一观点，那太奇怪了。
现在我们做得研究就是古德意义上的测试，“一个理论的好的例子”。古德在这里的假设的意识是——被没有人想到去发现的证据去确认，直到这一理论或假设自身要求这样的测试。
我一直很留意古德的谨慎，一个测试并不使得调查本身有偏见
请注意要求一个测试和保证一个结果之间的最基本的区别。这一测试可能是失败的，便毁坏了理论，好的理论迎接挑战但并不对结果产生偏见。
在我的书的第一部分，我开始评价莫斯科审判证词，用一种证实，或者证明它是错误的观点的方法。我第一步骤是细心地研究了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卷宗，也就是1936年八月，1937年一月和1938年3月这三次审判。我第二步骤是比较了在卷宗中的陈述和其它已经到手的证据，我的目的一直是确定是否审判证词是确认的还是与其他证据矛盾的。
修复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中，当时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秘书，继而是国家元首，所有在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人都已经被修正，即，被宣告是一场阴谋的无辜的受害者。这是由高级政府和共产党委员会所宣布的。在我的书—苏共二十大： ‘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我已经阐述了在三十年代受审判和惩罚的被恢复的人在本质上实际都是骗人的。
托洛茨基被平反了，他于1927年12月31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被剥夺苏联公民权，1932年2月20日被禁止回国。这就是他所谓的平反。托洛茨基和谢道夫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被没有正式被判有罪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送上被审判。在1936年8月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裁判仅仅陈述说他们倘若在苏联领土上被发现，就可能面临被逮捕或者审判。托洛茨基和谢道夫从来没有再回到苏联，因此从来没有被审判也没有被判有什么罪。托洛茨基和谢道夫事实上被暗中宣称无罪，那些他们为之服务的人被宣布无罪，所以他们也被认为是无罪的。
然而，并没有任何支撑这些平反的证据被发行。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有任何开脱罪责的证据在苏联档案中确实存在，那么至今它应该已经被找到并印刷出来了。大量的关于托洛茨基和谢道夫的罪行的证据而不是他们无辜的证据已经被发现而且继续被发行。我在我的书中，检查了其中一些，更多的研究将会在2016年的第二卷中发行。
当今，我们找到了证据，这些证据在几年前历史学家是得不到的。我们不再处于一种被迫相信或者是不相信莫斯科审判上给的证词，托洛茨基的否认，或者赫鲁晓夫时代和巴尔戈乔夫时代的平反的声明。我们现在通过比较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人的陈述和其他证据来检查它们。
除了莫斯科审判证词和托洛茨基自己的否认我们现在有许多来自苏联和苏联的证据。现在我讲详细地讨论这些资料来源。
非苏联证据
由于它不可能是被苏联调查局或者控诉部门虚构的，所以非苏联证据极其有趣。但是，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讲，我并不意味着暗示这一证据就比苏联或者部分是苏联的证据有效. 因为从主观上讲，对于那些长期受宣传影响的人来说苏联证据本身不那么有效。因为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虚构发生，它还可能是被虚构的。非苏联证据可能对许多人来说比苏联证据更可信，事实上，这是一个源自不相信的论点。
但是据对不是非苏联证据比苏联证据更有效。实际上，苏联和非苏联证据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被批判地检查以确定其可信度。所有证据，不论其出处，必须被仔细研究以确定其是否有效。
我将检查以下这些非苏联证据。
来自于哈佛托洛茨基的存档的文献。在我再北京的另一次的将严重，我讨论了一些托洛茨基在他的作品中的许多可能的谎言。这些谎言确认了许多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告人的陈述实际上是真实的。
瓦伦丁，阿斯托福的1989年和1993年的证词涉及到了他1937年一月的证词，和证词本身一样是非苏联的，在(zài)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他确认了他之前反对布哈林的控告的重要部分。
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叛徒雅格达，柳市克夫给他的日本顾问。柳市克夫确认真正的军事阴谋家存在，和右派联系，也就是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人。
斯特尼-被纳斯在1937年的纸条。在这个纸条上，捷克外交部部长报道了一个德国外交家曾经告诉他希特勒正期待一场军事政变在苏联。这样会使亲德力量登上统治地位。
朱尔斯, 亨伯特，德罗自在1971年在瑞士出版的回忆录。亨伯特德罗兹，是布哈林的密友，写到，布哈林早在1928年就一直在密谋谋杀斯大林。
还有发自于巴黎的谢道夫的密友的报道和在1937年到1938年的人民内务委员会的间谍马克，罗斯基给他的苏联顾问的报道。
苏联方面的证据
有大量苏联方面的证据确认莫斯科审判的真实性。其中一个证据的来源就是最近，2013年很难找到的政治局和利昂，托洛茨基，卷二。我将这卷中的几百个文献进行仔细审查。
在将会在十一月出版的卷一中，我研究了其它一些出自于苏联的其他文献，这些文献都确认了莫斯科审判的证词的真实性。
1939年4月11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诺夫，人民内务委员的副司令福利诺斯卡的陈述、
许多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对判决的申诉
由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耶夫的审判前的陈述
托洛茨基和德国和日本的合作的证据表明，由于托洛茨基被控告这些罪行，所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是真实的。我将在卷二中仔细检查这些问题。这里我只是提一下而已。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 给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的信件。
来自于一位日本军事专员关于与一位军事阴谋领导者，米哈伊，尼古拉耶维奇，园哈切夫斯基秘密联系的报道
尼古拉，忧思托罗夫的供词。有斯托洛夫，是一个再次从中国移民到苏联的人，和一位日本情报间谍一起，检测了关于元哈切夫斯基的秘密联系，
差异性的供词
许多莫斯科审判的别高人固执地否认一些控告而承认了其他一些严重的罪行。关于差异性供词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布哈林，他承认了许多具体的严重的罪行，但是把他的许多证词和几乎所有的最终点评都用来拒绝他的其他的严重的罪行，这种差异性本身就是极好的证据证明布哈林的供词并不是被迫的结果。
证据和阴谋
在苏联内部的反对分子，包括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利昂谢道夫，他在苏联之外，都参与了阴谋。我们思考证据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阴谋的条件。就像我们在证明其他历史事件的时候，所期待的发现的证据，对于这样一个阴谋，我们要时还期待同一水平的证据，那就很荒谬了。
哈佛和胡佛学院的托洛茨基存档，已经解释出一些关于他在1930年所参与的阴谋。然而，有大量的存档是不对我们公开的。莫斯科审判中涉及到了阴谋。他们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是真的，我们还是期待有一些书面记录的。
我们当然希望在任何的阴谋案件中，这些秘密行为能够公开，包括托洛茨基。在他的阴谋中，如果责怪他使用了阴谋技巧那将是荒谬可笑的。但是我们在讨论证据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阴谋技巧。因此，就像我们在证明其他历史事件的时候，所期待的发现的证据，对于这样一个阴谋，我们要时还期待同一水平的证据，那就很荒谬了。
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证据逻辑的人，我提出一个问题，你想接受什么样的证据，那种合理的证据你认为可能存在吗
有大量苏联证据存在。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那就是这些苏联证据是假的，虚构的。
我们有有意义的非苏联证据来证实苏联证据
一些证实苏联证据的非苏联证据来自于哈佛托洛茨基存档，这些记录来源于托洛茨基和谢道夫本人。
哈佛托洛茨基存档已经被清除了任何有罪的记录。
只有谢道夫和托洛茨基知道他们阴谋的全部。
我在我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研究了所有这些点。
我们研究结果的意义。
我们现在可以完全证实在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人所作的证词。我们也可以表明，在一些案件中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在他们的证词中撒谎，但是我已经鉴别的谎言，只有一个例外，对控诉隐藏了重要的事件。在每一个案件中，只有一个上述提到的例外，着好像是被告为了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试图去承认额外的罪恶。
这个例外就是所谓的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水银事件。其中一个被告人，布拉诺夫，他承认，他和前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拉格达，曾经密谋毒死内务人民委员会元首尼古拉，爱兹维。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控诉确实是骗人的。接下来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领导下进行了调查，他们揭露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爱兹拉自己唆使布拉诺维编造了这一谎言，目的是使爱兹拉具有可信任感。
因此，水银事件确实是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偷偷策划并编造的。但是， 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斯大林做的
我的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莫斯科审判证词的来源批判。我的研究使得莫斯科审判的证词有效度。这一事实已经被暗示了。没有原因相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是被迫对他们明明知道的错误事件作证。因此，也没有原因相信这些被告人对于他们自己承认的罪行是无辜的。莫斯科审判证词可以和别的证据一样被引用成为证据。
书的第一部分，我检查了莫斯科审判被告人的事实陈述，这些都可以由非苏联方或者苏联方资料来证实，这些章节是围绕着对非—审判证据的检测，以此来作为审判证词的验证。
这本书的目的，我主要的兴趣是对于非审判证据对于证实审判证词的目的。然而，我也论述了包括非审判证据在内的文献的其他重要方面。在许多案件中这些文献都非常有趣，不仅对于莫斯科审判证词的证实有用，对于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事件也是极其有力的证据。我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其他重要事件的证据。
这意味着什么？
我在我的书中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莫斯科审判证词并不是虚假的，不是虚构的，页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控诉者、斯大林强迫给这些无辜的人的。证据证明这些被告人都是真诚地按照事实进行的证实的。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的证词是有效的历史证据。不能被相信或者被不相信，只能被当做任何其他历史证据被运用
这一发现是非常有意义的。
反斯大林模式是完全错误的。
苏联并不是被恐怖所统治，就像所有主流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
斯大林主义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它是资本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和现实无关。
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声称和被承认的阴谋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已经对苏联形成了真正的危险。以及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国际都受到了威胁。在击败他们的过程中，斯大林的领导不仅仅挽救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他们也挽救了中国和越南的革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把他们从法西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了。
约瑟夫，斯大林这个人物形象和反共、托洛茨基分子描述的形象是不相称的。斯大林，和乌拉地米尔，列宁，和毛泽东一样，是二十世纪的伟大的杰出的革命者领袖。
谢谢您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