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弗·弗作者 2015年10月于北京
[Trotsky’s Proven Lies. By Grover Furr]
1928年，托洛茨基在他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继续进行他的派系活动，起初他被警告，然后，他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先是留在土耳其（1929-1933），然后是法国（1933-1935），接下来是挪威（1935-1936），最后是在墨西哥，在那里他从1937年1月一直待到1940年8月他被暗杀。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从大概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期托洛茨基被放逐期间的写作与活动。
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写作
在放逐期间，托洛茨基出版了很多书和文章。他的大多数文章最开始都是刊登在俄国他于1929年创办的一份叫做《反对派公告》的杂志上。大多数上面托洛茨基的文章都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今天，除了“托派”外，就是一群围绕在托洛茨基身边的“伟人的狂热崇拜者”，已经很少有人去读托洛茨基的文章了。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作品已经很少会有人去批判地阅读了。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不同情托洛茨基政治立场的人，通常不会去研究他的作品，或者阅读也只不过是为了在理论层次上批判它们。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不是这样做的。我根本不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相反，我关注两件相关的事情。第一，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尤其是关于苏联当时的事件，都写过什么；其次，从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中，我们能了解什么。我对托洛茨基的阴谋特别感兴趣，这些几乎被所有曾经论述过托洛茨基的人都忽略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很多。
赫鲁晓夫在第20次党代会的秘密演讲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托洛茨基忠实的追随者之外，很少有人读他的论文。少数非托派的人读他的论文，毫无疑问是因为这些论文猛烈而又尖锐的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攻击。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看做是“革命的掘墓人”。很显然，托洛茨基是第一个经常性地把斯大林比作希特勒的人，他也是第一个把苏联政府称作“极权主义”的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对苏联政府的攻击中，他认定了很多具体事实，其中有很多现在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托洛茨基没有理由客观地看待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他对于笔下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都是持谴责态度的。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走廊被敌人暗杀，凶手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一个三十岁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耶夫事后想要自杀却没有成功，然后被逮捕。几天之后，他说出了他的同党，他们都是一个秘密团体季诺维也夫派的成员—即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们，季诺维也夫是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基洛夫之前，他是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
在对于季诺维也夫派的地下的、秘密的调查中，一些成员提到，他们同地下的、秘密的托洛茨基派是处于同一阵营的。因此，托洛茨基的名字在公布调查结果的苏联新闻报道中被提到几次，也因此也被外国媒体的报道提到。
托洛茨基不仅否认了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处于同一阵营，而且攻击他们，把他们称作“投降派”，投降派是指一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因为参加一些反对斯大林的小派系被流放，后来他们又对斯大林政府屈服了。托洛茨基进而宣称，与这些“投降派”有任何瓜葛都是违背他的原则的，他说，自从他在1929年早期被流放，他就与这些“投降派”没有任何私人接触了。
1934年12月底，尼古拉耶夫和他在列宁格勒的秘密季诺维也夫派的同伙一起被审判，定罪并且被执行。1935年1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莫斯科总部的成员被审判并且定罪，因为他们知道在列宁格勒的秘密的季诺维也夫派的活动，但是他们却没有通知党。
反对基洛夫的阴谋线索继续被揭露。另一个阴谋是克里姆林宫自己揭露的，是有关一些自由派的，也跟加米涅夫的一些亲属有关。1936年1 月，一些被逮捕的人开始谈论“反对派阵营”，包括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右派—即布哈林的追随者，托姆斯基，李可夫，还有其他的反对派。斯大林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之前并不知道这一阵营。
到1936年7月，很多搜罗来的证据显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承认参与了基洛夫的谋杀。1936年8月第一场莫斯科审判迅速进行。托洛茨基派很多人被牵连进去，他们认了罪，一些人和其他的反对派一起被处决了。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利昂·谢多夫也被牵连进去，说他们计划了谋杀，但是他们没有被定罪因为他们当时不在苏联。
1936年10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写了一本书，名字是《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在书中，托洛茨基否认了每一项莫斯科审判对于他、他的追随者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指控，托洛茨基把这些指控称作是斯大林的“诬陷”。
1937年1月，又一场公开审判在莫斯科进行。这次审判的是托洛茨基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已经在几个月以前1936年8月的审判中被调查者认定是托洛茨基的人。1937年4月，托洛茨基详细地在“杜威委员会”前证明自己无罪，这个委员会建立的目的就是检验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是否属实。杜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反共产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其中的一些成员中途离开了，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是有偏见的，偏向于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领导。后来，在1937年，杜威委员会发布了一篇题为《无罪》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宣称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都是清白的，这些指控都不正确，莫斯科审判就是一场诬陷。
1937年5月和6月，一批非常高级别的军事将领被逮捕，其中最主要的是红军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他们的罪名是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和斯大林的领导，谋杀主要领导人，在德国与日本军队侵略苏联的时候与德国和日本的军方合作，目的是推翻苏联政府的领导。一旦这些被实现，这些现在都处于苏联的领导职位上的阴谋者将会抛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与德国和日本联合，对抗西欧和美国。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的军事将领也承认他们与托洛茨基合作，他在获取政权后将会扮演某种领导角色。
苏联警方的调查继续进行。1938年3月，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莫斯科审判开始，审判“右派和托洛茨基派”。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和其他的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承认他们有自己的阴谋—他们是“右派”—也和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派合谋。他们承认犯了破坏罪，密谋暗杀罪，与外国通敌罪，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尽管也有法国和英国。托洛茨基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赫里斯季安·拉科夫斯基也承认与托洛茨基进行秘密阴谋活动。
托洛茨基否认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控。托洛茨基提供了另外一个故事版本：斯大林策划了所有的审判；根本就没有阴谋；斯大林正在消灭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正像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兰西共和历二年热月（1794年7月27日）发生的事情一样，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被推翻，法国大革命激进阶段结束。
1940年，托洛茨基仍然坚持所有针对他、他的追随者以及所有反对派的指控都是错误的，是诬陷，然后，他就被暗杀了。
赫鲁晓夫
从1935年到1956年，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并没有多少。托洛茨基的故事版本—也就是说，斯大林策划了所有的指控，并且用严刑拷打强迫这些被告屈服—被那些思想上的反共产主义者所接受。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少有人相信他们。共产主义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和领导为他们赢得很大的支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也是如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起来是战无不胜的，全世界的托洛茨基派运动都只是少数人的运动，并且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在几个月之内，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上升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领导人。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关门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他指控斯大林犯下很多罪行。赫鲁晓夫也公开质疑了在1934年基洛夫谋杀案中被定罪的那些指控。在几个月之内，赫鲁晓夫的人就开始质疑三场莫斯科审判和图哈切夫斯基审判中的所有被告是否有罪。在1961年10月召开的第22次党代会上，赫鲁晓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发动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的更为猛烈的攻击。
同时，艾萨克·多伊彻，一个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的传记作家，写了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记。第三卷名为《流浪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于1963年出版。在这一卷中，多伊彻把托洛茨基描绘成一个与他自己描绘的一样的人，使用的几乎都是托洛茨基自己的档案材料。
这两件事，赫鲁晓夫的“秘密发言”和多伊彻的传记，联合起来使得托洛茨基看起来像一个“真的”先知。在很多人看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运动中，赫鲁晓夫的指控—几乎被普遍地认为是正确的—已经证实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的控诉是正确的。许多共产主义者离开了他们的党，加入了托洛茨基派。从1956年开始，尤其是多伊彻的传记出版之后，托洛茨基获得了新生。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在许多国家里都是左派的重要力量，包括美国和西欧，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权力。在那之后不久，由于赫鲁晓夫解禁而出现的大量的指控斯大林恐怖罪行的书和文章都停止出版了。从1965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攻击斯大林的书在苏联多多少少都停止了，但是谎言—今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谎言—在赫鲁晓夫领导期间散布的谎言没有被谴责或反驳。
1987年开始，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对于斯大林的另一场大规模攻击开始了。戈尔巴乔夫对于斯大林的攻击远比赫鲁晓夫要猛烈。这场攻击在使苏联历史，事实上，还有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失去权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上的作用。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些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谎言仍然在为一些国家里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意识形态的理由，比如俄国、前苏联的部分地区比如乌克兰和前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所有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谎言都被迫切地接受，这样才能显示出共产主义是一种接近于纳粹主义的“罪行”，社会主义不过是这个灾难性下滑的斜坡中的一段而已。
戈尔巴乔夫时代对于斯大林的攻击和对于他和其他的苏联领导人的罪行的指控，正如赫鲁晓夫时代的攻击一样，被托洛茨基派热切地反复宣讲。自从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布秘密讲话，托洛茨基运动的领袖们就已经确认，托洛茨基的可信性，还有因此而产生的托洛茨基运动的可信性，都依赖于苏联领导人针对斯大林的指控是否被最广泛地接受，这些指控包括谋杀，歪曲事实，严刑拷问以及其他罪行。
哈佛托洛茨基档案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托洛茨基把他的档案卖给哈佛大学，条件是，这些档案要在他死后四十年之后才能公开。托洛茨基的遗孀特别准许艾萨克·多伊彻使用它。除了多伊彻，似乎没有其他的研究者能够接近这份档案，直到1980年1月2日，这份档案最终向公众公开。
在档案公开之后的几个月内，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在里面发现了托洛茨基说谎的证据。博鲁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历史学家。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进入九十年代，博鲁埃发现证据证实了托洛茨基更多的谎言。他发现这些证据或是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里，或是在托洛茨基作品集里，这部作品集不知何故被收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里。
博鲁埃坦率地承认，他发现了很多托洛茨基的谎言。但是，博鲁埃总是在缩小这些谎言的重要性。他从未深入探讨这些谎言对于我们理解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动有什么意义，或者这些谎言对于我们理解苏联历史有什么意义。
博鲁埃也没有提出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托洛茨基对于这些事情撒谎，还有那些事他没有说真话？博鲁埃发现的这些谎言要求我们去验证几乎每一个托洛茨基宣称是事实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独立的证据去检验托洛茨基的话。通过这种做法，我已经发现了其他几个托洛茨基的重要谎言。
在这次谈话的剩余部分，我要做以下这些事情：
我要列举皮埃尔•勃鲁埃发现的托洛茨基的谎言。
我要列举一些我自己发现的托洛茨基的谎言。
我要解释通过这些谎言，我们能了解托洛茨基本人什么情况，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什么情况，还有无论是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还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西方反共产主义历史学家都写了哪些关于历史的反共产主义作品。
我也要简要地列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今天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含义是什么。
“右派和托洛茨基派阵营”的存在
三场莫斯科审判的主要指控是，在最重要的反对派系中存在一个秘密的政治联盟，也被称作“阵营”，这些派系有：季诺维也夫派，托洛茨基派，右派（还有其他的反对派也参与进来）。这个“阵营”在1934年12月以及之后不久，在基洛夫暗杀的调查中被提到过，然后就很少被提到了，直到在1936、1937和1938年莫斯科审判中，它成为对那些最重要的被告的主要指控。
开始，托洛茨基愤怒地否认了这样一个阵营曾经存在以及存在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宣称，不管他们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右派，甚至还是他自己的前追随者，他永远也不会和那些“投降派”身处同一阵营。
赫鲁晓夫在1956年第20次党代会和1961年第22次指控斯大林之后，苏联共产党的官方立场是，那样一个“阵营”从未存在过，斯大林和他的亲信编造了这个阵营，迫使无辜的前反对派承认他们是那个“阵营”的一部分，然后理所应当地处决了他们。这个官方立场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1980年博鲁埃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证据，证实这一阵营确实存在，而且是在1932年就形成了，完全像莫斯科审判中那些被告所证明的一样。托洛茨基与他儿子之间的文件不可否认地证实了“阵营”的存在，而且是经过托洛茨基的同意建立的。这些信件主要讨论了季诺维也夫派，而且也提到了“右派”—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将很快也进入这一阵营。
托洛茨基指出，他在出版物上尖锐地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也同样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批判了他。但是，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托洛茨基实际上已经跟这些人还有他们的拥护者建立了一个“阵营”。
托洛茨基与“投降派”的联系
托洛茨基反复而又详细地宣称，他不仅没有和其他的反对派形成政治联盟或者“阵营”，而且自从他1929年被流放开始，他就再没有与他们或者他自己的前追随者联系，因为这些追随者都“投降”了。但是美国历史学家阿奇·盖蒂发现，托洛茨基事实上在1932年给其中的一些人写过信。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盖蒂发现了的托洛茨基的挂号信收据—实际上，收据是来自于托洛茨基的一位法国的主要支持者—信是写给卡尔·拉德克，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格里戈里·索克林科夫的。我检查了这些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挂号信收据后，发现写给卡尔•拉德克的信被送到拉德克手里的时间与1937年1月莫斯科审判中，拉德克说他收到了一封托洛茨基的信的时间，刚好吻合。
托洛茨基总是不断地否认，并且言辞激烈，他说他与拉德克，索克林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或者任何一个“投降派”没有任何关系。正像他在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时候所说的，他指出他曾经在出版物上屡次言辞尖锐地批判过拉德克，同样，拉德克也曾经批判过他。博鲁埃承认，这意味着所谓的“投降派”只是一个谎言，一个“烟雾弹”，用以掩护他持续不断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阴谋活动。
盖蒂意识到他发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托洛茨基在宣称他与那些向斯大林“投降”的反对派彻底决裂的时候，他在撒谎。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发现。博鲁埃也发现托洛茨基派与其他反对派的“阵营”确实是存在的，这两个发现说明托洛茨基在他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他对杜威委员会的证词中，他都说了谎。
盖蒂还发现了其他的事情，这件事是博鲁埃知道却从未提起的：托洛茨基的档案曾经被“净化”。给拉德克，索克林科夫和其他人的挂号信收据仍然在那里，但是信件本身却不见了。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从档案中被移除了。盖蒂意识到这意味着档案中“能定罪的”材料都被拿走了。托洛茨基对于“阵营”以及他与“投降派”的接触都说了谎，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这意味着托洛茨基所说的、所写的关于他自己的活动的话都不可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托洛茨基认为合适，他就说谎。
这个发现很重要，可是盖蒂却再也没追根刨底。博鲁埃仅仅是忽略托洛茨基档案曾经被净化的事实，也忽略了盖蒂发现的托洛茨基与拉德克，索克林科夫和其他人通信的证据。
这很重要，因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证明，托洛茨基曾经勾结德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阴谋推翻苏联政府。托洛茨基，他之后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有苏联历史的反共产主义的学者们，当然还有托洛茨基所有的追随者们都曾经否认过这些指控。但是，既然盖蒂和博鲁埃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无论何时，只要方便，就会说谎，而且托洛茨基档案已经被净化，那么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相勾结的指控就不能再被认为是“荒谬的”从而被置之不理。
托洛茨基的其他联系
整个20世纪80年代博鲁埃继续发现更多证明托洛茨基说谎的证据。他指出，事实上托洛茨基一直与高尔茨曼——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保持着联系。高尔茨曼声称他曾与列夫· 西道夫交谈过几次。而托洛茨基却对杜威委员会说他未曾见过高尔茨曼。几个月后托洛茨基承认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西道夫与高尔茨曼有过间接联系，然而之前西道夫早已在出版物中承认此事，因此托洛茨基除了承认之外别无选择。
一开始，西道夫和托洛茨基承认和高尔茨曼只见过一次。但高尔茨曼说他们见过好几次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杜威委员会在巴黎的听证记录出版，西道夫才被发现承认与高尔茨曼见过好几次面。杜威委员会并未对他和高尔茨曼的谈话内容进行查问。1936年的审判上，高尔茨曼作证称西道夫告诉他托洛茨基想要转向“恐怖”手段，即刺杀斯大林及其主要支持者。他还称自己将这些指示带回给伊万·斯米尔诺夫，在苏联的拥护托洛茨基的秘密组织的领导者。
托洛茨基称流放后，他与斯米尔诺夫并无联系。但托洛茨基与儿子有关“组织”的通信证明托洛茨基实际上与斯米尔诺夫一直有联系，而高尔茨曼是他们之间的送信人。
托洛茨基还否认与尤里·加文，另一位斯大林反对者，有过联系。可是1936年审判的证词却显示，和高尔茨曼一样，加文也曾从托洛茨基处带回有关“恐怖”手段的指示给斯米尔诺夫。博鲁埃发现托洛茨基事实上与加文有联系。
1937和1938年莫斯科审判证明托洛茨基曾依靠过Reich——一个取得丹麦公民身份并化名乔纳森的反叛者。自然，托洛茨基同样否认了这个极不寻常的故事。但博鲁埃发现事实确凿——在丹麦确有人名叫Reich和乔纳森的人。此人居住在哥本哈根并且订阅托洛茨基的《公报》俄文版。博鲁埃认出这个人就是莫斯科审判上名为Reich – Johannson的人。
西道夫与托洛茨基之间有关“组织”的通信，还显示托洛茨基曾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有接触——此事一直为托洛茨基否认。2008年，瑞典研究者斯文-埃里克·霍姆斯特朗发现——更准确地说，重新发现——在一次与荷兰社会民主党报《人民》的采访中西道夫说漏了嘴，承认实情是托洛茨基不仅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耶夫有联系，还和拉狄克以及尤里·皮亚塔科夫——另一个“投降主义者”——有联系。由于博鲁埃和盖蒂在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发现，我们才得以知晓西道夫无意中说出事实的事。
被证实的托洛茨基与尤里·皮亚塔科夫的联系至关重要。在1937年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上，尤里·皮亚塔科夫，和拉狄克一起作为最重要的两名被告，作证称他于1931年曾与托洛茨基会面，并于1935年秘密飞往挪威，接受更多来自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式的指示。托洛茨基谎称与皮亚塔科夫并无联系也暗示皮亚塔科夫可能一直在澄清这次秘密旅程的真相。
托洛茨基在基洛夫谋杀案调查中的谎言
因为博鲁埃，盖蒂和霍姆斯特朗发现了托洛茨基的谎言，我决定检验托洛茨基从1935年起的所有书面声明。这些声明是可以通过事实来证实（或证伪）的。由于我写过一本关于谢尔盖·基洛夫谋杀案的书，我对此事的证据很熟悉，并对此很感兴趣，因而决定努力检验托洛茨基在此案中声明的真伪。我发现，对于这件谋杀案的调查和随之而来的审判中，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说谎。
我还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托洛茨基在他公开的文章中间接承认了许多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们对他发起的正式指控。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讲述细节。你们不久可以从我写的两册《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中第一册了解它们。下面我只说基本的事实。
基洛夫与1935年12月1日被谋杀，杀害他的人，尼古拉耶夫，开始供出自己所在的季诺维也夫组织中其他帮助过他的几个成员的名字。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到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合作。托洛茨基否认了此事。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事实，因为 博鲁埃发现“组织”的确存在。
托洛茨基的名字开始出现苏联出版的各种有关基洛夫谋杀案的文章上，通常以“托洛茨基分子”的形式而非托洛茨基本人的名字。此时苏维埃调查者还并未宣称托洛茨基——甚至他的追随者，与基洛夫谋杀案有关。然而托洛茨基认为他的名字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种想法符合逻辑。被捕的季诺维耶夫分子已经供出了他们的领导，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凭什么就不会供出托洛茨基一干人呢？
所以托洛茨基作出了一个“预测”。他声称，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整个调查显然只针对季诺维耶夫分子。他还称，这次调查的目标是他托洛茨基本人，因为斯大林害怕托洛茨基力量的壮大。托洛茨基推测，他的名字将会被提及。为了“提前揭破这个计划”，他公开了这一推测。
“对于即将来临的一切。要先发制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提前揭穿他们的计划。斯大林主义者们将驱逐异己、引渡和逮捕还有其他欺骗手段公开宣称为世界警察一般的行为。列宁主义者们面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定准备发表无产阶级的观念。在这次事件里，像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必须得说明它到底是怎样的。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目的。”
今天，我们了解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联系起来，不是个“计划”，而是事实。显而易见，为了能显得高瞻远瞩，消除对他所作所为的怀疑，托洛茨基希望让事实显得像假的一样。而他本人的故事却是真正的弄虚作假。
我们把这件事和博鲁埃提供的信息放在一起看，发现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与季诺维耶夫分子的确组成了一个“组织”。我们明白了托洛茨基是如何“预料”到他的名字将会出现得。他预测，早晚都会有季诺维耶夫分子把“组织”暴露出来。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的“预测”并未成真。没有季诺维耶夫分子透露“组织”的存在。托洛茨基的名字会出现，仅仅是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与季诺维耶夫结盟有关。
又有几次，托洛茨基依靠“提前揭穿整个计划”的诡计。每一次，我们都发现他“预测”的对他的指控都成了真，这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指控本来就是真实的。我将给出三个例子。
1.托洛茨基称苏联新闻机构控诉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计划对苏联进行“武装干预”。事实上这是子虚乌有。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从未被控告计划“武装干预”，所以苏联新闻当然不会报道此事。那么为什么托洛茨基会做出这样的“预测”，多次重复提及直至最终放弃它呢？因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图哈切夫斯基审判中，被指控计划“武装干预”，与德国结盟，反对苏联的人是托洛茨基。该指控直到1937年才被发起，而托洛茨基在1935年做出了错误的论断。
2. 托洛茨基称苏联控方指控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计划“资本主义复苏”。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西道夫再次多次反复提及这项指控。为什么？最好的解释是托洛茨基做出了这项指控。因为他本人告诉他的支持者，掌权之后他们必须同意“资本主义复苏”，因为只有这样做，新的体制才能为德国、日本、英国、法国这些资本主义强国所认可。结果证明，直到1937年第二次莫斯科审判这项指控才被公开。但1935年托洛茨基当时没能预料到指控不会立刻到来。因此他“预测”这一指控以“提前揭穿整个计划”。
3. 我最后的例子大概是最有戏剧性的一个。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托洛茨基最亲密最长久的盟友，与1937年1月被捕。同年3月，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如下观点：
“毫无疑问，在下一场审判中，拉多夫斯基作为被告，将会被指控与日本外交官和军方进行秘密交易。”（当然，这是托洛茨基的命令。）
一个月以后，在1937年的4月，在他对杜威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托洛茨基写得更加明确：
“现在，我问我自己是否(拉多夫斯基被捕)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之后构陷他。把他和在日本政府的军方首脑联系在一起，等等。”
在1938年3月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拉多夫斯基证实他曾被日本方面收买但没有之处具体是何人。但只在2004年公开的审判前的证词则显示这些人是当时的日本外交部部长广田弘毅（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在任），然后是首相冈田启介（1934年7月至1936年3月在任）。
这些人完全满足托洛茨基描述的“日本外交官和军方人物”、“在日本政府的军方首脑”。事实上冈田当时既是日本帝国海军将领，同时也是日本首相，正是“在日本政府的军方首脑”。托洛茨基如何既能预测拉多夫斯基会承认自己作为托洛茨基的使者被日本人收买，还能准确地预测到他供出的人的名字——但是只会私下地而不是公开地说？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托洛茨基知道拉多夫斯基会见的人——因为拉多夫斯基告诉过他。托洛茨基的“预测”再一次揭开了他的所做作为。
托洛茨基被证实的谎言带来的启示
我们现在有许多证据证明这些被告在莫斯科的陈述属实。也就是说，这些陈述代表了他们想说的话， 而不是调查者或控方通过威胁手段强迫他们编造的谎言。托洛茨基的谎言为这个结论提供了一些证据。
我们现在能看到，无论何时以现有的证据检验莫斯科审判中陈述的真伪，结果都是审判的被告者们说的是事实。尽管我们有更多不能在这里讨论的证据，但托洛茨基被证实的谎言是大量的（莫斯科审判的）证据。
这意味着，莫斯科审判的证词基本上准确，可用作历史研究的证据。这些证词证明了在审判中声称的阴谋确实存在，而苏维埃政府——“斯大林”，成功地阻止了他们。
它还意味着，苏维埃政府——“斯大林”不仅仅是通过战胜德国及其盟友，也通过阻止国内意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并且与德日两国结盟的阴谋，将世界从法西斯主义下拯救出来。有着众多人口和丰富资源的苏联一旦加入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希特勒也许就能侵略英国。日本，有阴谋家承诺提供的西伯利亚的石油，将会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一个强大许多的劲敌。
而如果日本拥有了苏联的太平洋海岸线和石油区，中国革命几乎不可能成功。苏联反对派的阴谋家们已经同意解散共产第三国际。这样，中共在延安的力量将不会从苏联得到任何帮助，却会面临日本猛烈许多的进攻，甚至还会面临此刻由亲德和亲日的反对派统治下的苏联的进攻。
托洛茨基谎言的被发现，表明了苏联——斯大林——通过扫清反对派的阴谋，将西欧和中国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拯救出来。这些重要的成果革新了我们对理解20世纪的历史的理解。
谢谢大家。